晋人眼中的"孙吴"——以《搜神记》为中心

《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共计24条,数量上超过曹魏、蜀汉故事,所表现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孙吴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晋人对孙吴地区了解的加深,一方面展现出晋人对孙吴的复杂态度.晋人对孙吴的态度,从西晋时"吴人轻锐""亡国之余"的提防、轻视,转变为东晋时合作、拉拢.《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正是两晋交替孙吴印象不断变化的表现.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本文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全面探讨其文化主张。作者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所强调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的尽性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他用时代的眼光,看清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大趋势,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是大体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启超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是很不正确的。之所以存此误解,除政治原因外,主要是读书不求甚解,对梁氏这一时期思想著述的全貌缺乏全面了解所致。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朝鲜赴明使臣的中国观——以朝鲜赴明使臣所作纪行录为考察中心

朝鲜赴明使臣著有大量的纪行录,反映了他们对明朝的认识和观感.其中有对天朝的仰慕、对明朝繁华富庶的赞叹,也有对明代社会阴暗面的抨击.     

梁启超:重构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观察之一

《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指出原本作为构成晚清以来国人的现代想象的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存在的偏颇,他借镜西方知识界的自我反省,走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的重构.他试图借助中西思想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培植国人真正的现代“自觉”,以此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通过中西文化的“化合”来建设既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又具有本土特性的中国“新文化系统”的理论构想.其思考明确指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的现代化方案的纠偏,构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与后者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力量.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中国古代早期白话小说探析——以《叶净能诗》为中心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应从唐五代小说溯源,而早期白话小说具有怎样的文学风貌,前彦时贤已有所论述.本文以<叶净能诗>为中心,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唐代史实及民间传说,对<叶净能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早期白话小说的种种特点.     

梁启超的欧洲文学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考察

欧洲之行使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发展道路的偏颇,指认文艺复兴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他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解放的极端化,并着重剖析了盲目尊崇科学理性所导致的写实派文学对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的价值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批评,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引向人文主义的健康发展之路。     

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之缩影——《鲁滨逊漂流续记》的东方主义批判

本文选择了一本在东西方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极少被提及的小说《鲁滨逊漂流续记》 ,试图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文本解读 ,探讨其中所构造的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的本质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指出 ,今天西方关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固定观念 ,是长期积存的西方传统文化概念的一部分 ,在西方历史和意识形态中有很深的根源。正是其中的后殖民性因素才使得这部被“尘封”了多年的“边缘”小说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示出其理论批评的价值。     

个体记忆：《北行日录》与《揽辔录》淮燕行程的别样书写

南宋乾道年间,楼钥与范成大先后出使金国。在金国境内,二人从淮河至燕山城的行程大致相同,其日记体行程录《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的书写却呈现出别样姿态。由于出使时间不同,楼、范途中所录时节风物和时事见闻自有客观差异;而出使任务的轻重、在使团中地位的高低以及人生阅历的深浅更决定了书写的主观差异。楼钥赴金贺正旦属于常规礼仪性出使,途中所受礼遇颇优,心态相对轻松,故书写赡详;范成大使金乃特派泛使,肩负祈请归还宋室陵寝以及更定受书礼的艰巨任务,有生命之虞,故书写促迫。楼钥为使团中级别较低的书状官,行动略自由,淮燕行程中可寻机访谈遗民,故语言书写居多;而范成大为正使,行动受严格监视,鲜能深入民间,但可接触金国军政高层,故偏重官制、历法、路制以及文武百官履历的记录。楼钥使金之际刚过而立之年,尚未入仕,而年逾不惑的范成大已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淮燕行程中,前者观察多停留于事物表层,文笔尚显稚嫩;后者思虑恂达,观察深入腠理,文笔更胜一筹。《北行日录》和《揽辔录》承载着楼、范二人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个体记忆,保存了别样的历史镜像,珠联璧合,弥足珍贵。     

荀悦思想综论——以《申鉴》为中心

荀悦主张刑、德并用,法、教相辅.认为为政之至德要道在于以仁义为本,其所论仁义具有了实践操作的路径.主张君、臣、民三位一体,以保障国家机体正常运转.主张恢复起居注制度,士庶入史是其史学思想之闪光点,其史书创作贯彻了三鉴的宗旨.认为各经学流派实为一源十流,应执不俱是,比而论之.他对谶纬之说造成的恶劣局面十分不满,但他并不认为谶纬之学一无是处.其性情论则认为性和情不能截然分开,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对性善说、性恶说、善恶相混说都有所批评.     

晚年丁玲再考察——以《中国》杂志为中心

该文从晚年丁玲平反的复杂细节出发,分析她复出后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及其原因。同时,重点考察《中国》杂志中的丁玲,探讨她那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纠缠的复杂心态,力图呈现晚年丁玲在目前学界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     

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下的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色。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中国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及“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起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有的传播、创新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特点。     

地方新闻与社会话语:1865-1867年的广州——以《中外新闻七日录》为中心

创办于1865年的《中外新闻七日录》,对广州地方新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长期以来,新闻史、地方史研究者对此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忽略了早期中文报刊在研究地方新闻和社会变迁方面的作用。本文系统归纳了该报地方新闻的基本类型,就其新闻特色和传播的时空维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该报在研究近代社会史、新闻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于《登科记考》补正的几个问题——兼评王洪军教授新著《登科记考再补正》

《登科记考再补正》主要存在重复录载前人已经使用的史料而没有进行任何考证、将史料中凡有"进士"字样的人全部录载为"及第进士"、依据未经考证的方志与宗谱等史料录载登科人名以及由于不清楚武举考试的基本史实而产生的误载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影响到该书作为史料工具书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更事关后续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