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着的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主体对自身的支配权,是人的所有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及现代科技、大众传媒等的发展、普及,人格权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人格权主体不断扩张,表现为人格权主体向胎儿、死者的扩张及人格权边缘主体的出现;信用权、声音权、精神安宁权等新型人格权不断涌现;法律开始承认肖像权、姓名权等一部分自然人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内涵,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不断凸显;对权利人基于自身人格所享有的利益受到的不法侵害,人格权侵权救济的方式不断丰富。     

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刍议

商誉是对商事主体的社会评价，人格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商事主体的营利性，商誉亦具有浓厚的财产性。基于此，商誉权是一种以人格权为基础，兼具人格权、财产权双重属性的商事主体人格权，即商事主体所享有的、用以维护其人格中的包含经济利益内涵、能够进行商业利用的商事人格利益的权利。     

简论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基于维护自身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人格安全等和人相关的最广泛的人格利益所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具有权利主体的普遍性、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权利内容的不可穷尽性等法律特征。一般人格权制度具有解释具体人格权、产生具体人格权、补充具体人格权等功能。法人不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保护制度只能适用于自然人而不能适用于法人。     

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的性质辨析及法律保护模式

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以人格标识要素为客体,但又以保护主体的财产利益为己任,导致在其性质及法律保护模式问题上,一直存在人格权与财产权之争。然而,以人格权制度保护此种权利面临着许多立法难以解决的障碍,究其原因,人格权保护模式以权利客体为标准划分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做法并不足取。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在本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只有在财产权体系中建立统一的商品化权保护制度,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相关利益,同时维护私权体系的完整。     

论个人信息权的权利结构——以“控制权”为束点和视角

个人信息权是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特殊人格权。从支配与控制的语义考察、个人信息本身的特点与保护需求出发,以个人信息的共享为逻辑起点,着眼于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分析,个人信息权应当以“控制权”为权利束点来演绎其权利外延,并具有个人信息自决、管理、许可、禁止和收益等权能,以全面保护个人信息上的人格利益。     

论人格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的法律保护及冲突

人格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且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为目的,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格的独立。新闻舆论监督权是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利用传播媒介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或公民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舆论监督和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现实生活中两者时常存在冲突,笔者将阐述二者法律保护冲突之协调,以期实现法的多元价值。     

自然人的人格权与法律救济

文章从比较法上探讨了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与人格权,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之一;人格权就是以这些精神利益为基础而依法产生的权利,它体现了法律强制力对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鉴于自然人人格利益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和任意性,因此,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立法上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格利益都纳入法律救济的范围,而是要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具有法律保护价值的人格利益,将其上升为法律上之权利,予以救济。     

一般人格权争议问题我见

从一般人格权的产生角度看,一般人格权只是在为法律明确列举之外的“其他人格权”落实一个请求权(特别是抚慰金请求权),并为法院裁判该类案件提供依据时创设的一个概念。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技术,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可以通过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实现。如果我们坚持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从立法技术上不采纳一般人格权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将人格尊严权与人格自由权视为个别(具体)人格权。将人格尊严权和人格自由权作为个别人格权,也能为人格权的广泛保护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平台。     

论我国公民的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为保持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必需的权利,因而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我国许多人却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人格权,往往是在其人格权被侵犯后,还茫然不知。就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来看,对人格权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对有关人格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劳动权的人权属性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权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权入宪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劳动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受国际社会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从劳动权形成来看,劳动权与人权所行使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平行的,甚至在权利概念出现以后,劳动权也长期无人提起。劳动权具有人权属性应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提出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为劳动权的确立和保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福利权的底线及社会保障权的扩张解释新方案——以人格尊严为视角

欧债危机实质上是福利权的危机.福利权、社会保障权与人格尊严有密切联系,作为福利权原初意义的社会救济制度即是为保护人格尊严,人格尊严的自主决定权内涵也决定了福利权的界限应以人格尊严作为福利权的底线.人格尊严还可作为社会保障权扩张的工具,提出基于中国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社会保障权扩张具体解释新方案,该方案以“可能性”概念为核心,包括“程度上可能性”、“范围上可能性”、“存储上可能性”三方面内容.     

论性教育权的确立

性教育权是和教育权、性权利、人权教育权、人权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基本区别的独特权利,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依然未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概念,更未能在法律层面真正地确立这一权利.性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确立性教育权需要遵守"客观、多元和批评的性教育"原则,以保证性教育权的适当性.确立性教育权这一工作也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共同推进.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中国程序法制建设

人权保障是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人权是衡量程序正义的主要价值标准。程序正义能限制权力、实现实体性人权、确认并保护程序性人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从人权保障看,当前我国程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政府保障个人人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利的总称。人权可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其存在状态包括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在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的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保障个人人权的视角看,衡量一国政府是否在认真地对待人权,主要看其是否遵循平等原则和自由原则。     

上市公司的产权与治理

上市公司的产权可以分解为两部分 :股权和人力资本产权。股权的主体是股东 ,人力资本产权的主体是经营管理者。股权对公司治理发挥间接作用 ,人力资本产权发挥直接作用。通过分别论述股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股权治理与人力资本产权治理的途径。     

《世界人权宣言》管窥

《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专门性国际文书 ,它为国际人权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带动了世界范围内人权思想和人权意识的广泛传播。但它也有局限性 :没有把发展权列入人权领域 ,没有解决好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主权国家之间、人权共同标准与各国内政之间的关系 ,以致现在国际上对这些问题仍争论不休 ,甚至有人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干涉他国内政。 2 1世纪面临的人权问题仍会很多 ,而消除贫困、实现发展权应是新世纪的头等人权大事     

“集体人权”的虚幻——对“集体人权”概念的检讨

学理上,"集体人权"这一概念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分别指称"群体的权利"、"集体行使的权利"及"集体所有的权利"。然而在诸种界定中,"集体人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混淆了对"集体"与"群体"、"权利主体"与"权利行使方式"、"人权"与"权利"等的认识。     

论权利观念的理性主义倾向

中西方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正确解读权利观念是关涉法治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的权利观念是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紧密结合的。它与理性主义传统、个人主义文化、权利斗争与权利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