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再考察

通过建立性别工资差异分析框架,提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歧视与能力因素以及女性集中的行业存在较低的工资收入与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等假说,并利用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数据对此加以验证。女大学毕业生提升工作能力并挤入男生集中的行业是增加工资收入的重要途径。研究对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加以探讨,对缩小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具有参考价值。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人力资本积累、搜寻渠道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区间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企业用工调查数据,利用区间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搜寻渠道、社会保险等对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政府、市场中介的搜寻行为都无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未参保农民工,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农民工工资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特征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所获得的微观数据,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比较频繁,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频繁的二次跨区流动有利于增加流动者的收益。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虽然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但与一次乡城流动存在较大差异。年龄偏大、人力资本拥有量偏低的农民工更可能进行二次跨区流动,这些发现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扭曲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     

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

大量农民工处于严重的超时劳动状态,就业质量不容乐观。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超时劳动多为提升收入,因而提升工资率有助于其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一结论与劳动供给理论相悖,原因在于能力偏差和工资率计算的除法偏差均导致工作时间和工资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应用工具变量方法消除估计偏差,分析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率提升使得高技能农民工超时劳动概率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男性和女性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8.41%和13.18%;工资率提升对低技能男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具有较小的缓解作用,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男性农民工重度超时劳动概率下降1.11%,而使得其超时劳动时间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减少0.89%和1.04%;工资率提升使得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9.33%和4.58%,而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增加1.81%和1.36%。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缓解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部门应保证农民工获得合理加班工资,同时加强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并为农民工提供更...     

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险政策的关系研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分析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民工作为一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险问题倍受瞩目,成为当前我国学界改革社会保险政策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此为背景,试图从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会保险这一新的视角切入,以劳动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就业的特殊性、流动性对其实施社会保险政策影响的内在机理,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改革提出建设性的发展路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工作转换①--基于城乡大学毕业生的比较研究

城乡大学毕业生在工作转换上的差异,一直以来广受关注却缺乏实证考察。研究表明：当前大学毕业生发生工作转换的比例并不高,城乡两类大学毕业生在工作转换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人力资本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的稳定就业,而工作年限与社会资本则会增加其工作转换的可能性。但更为细致的分析发现,与城镇家庭出生者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呈明显的劣势,且对其工作转换的影响较弱,他们工作转换后的回报也甚微,这意味着城乡差异与资本累积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通过就业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ppleton分解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隔离,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工作;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既包括行业间所产生的差异,也包括行业内所产生的差异,其中主要是由行业内男女不同酬和行业间进入时性别歧视引起,行业隔离所产生的性别工资差异能解释总差异的23.2%.     

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 ,却不能和市民在待遇上平等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在目前尚不能彻底变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情况下 ,本文针对农民工待遇的非市民化问题 ,着重说明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意义 ,并提出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生活与消费——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2006年,兰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为830元;月平均消费总额约占总收入的66．7％,其中用于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占到全部消费额的75.3％,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额约占其总消费支出的10．1％。总体上讲,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在城市中处比较低的层次。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隐性户籍墙是其深层次原因。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隐性户籍墙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中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当前形势下,推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吻合度分析——兼论“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基于要素密集度与受教育程度分别给出了考查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方法,测算并分析了2006～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动状况。在合理选择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对上述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全国范围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度是逐步提高的。从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是否吻合的视角,分析讨论了"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推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Re-employment Investig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in Six Provinces

Upsurge of Peas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For the vast number of peasant workers, this winter in 2009 may be unprecedentedly c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