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事实规范的层级区分方法

刑法规范是经验事实的集合体,规范与事实无法截然分离。目前依据规范功能和内容性质的区分方法,无法明确给予司法裁判者刑事违法性的实质判断标准,这导致中立性客观事实和一般违法性价值事实,被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性事实,规范内部混杂的形式主义刑法观由此产生。刑法规范本质上是一种事实规范体系,“事实”来源于理论总结和立法进程中的事实趋势,而事实对象包含客观事实、价值事实、依据事实三类层级要素。刑法事实规范层级区分方法的类型化运用需要分步骤进行：在客观事实规范层级,区分中立性与否定性规范的出入罪;在价值事实规范层级,明确刑事违法性和一般违法性的衔接事实;在依据事实规范层级,塑造刑事违法性事实判断的独立方法。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哲学透视

离婚冷静期引发对婚姻自由的争议,也表征当下婚姻伦理退化的事实。从法哲学视角看,离婚冷静期制度现象背后意在透视任性自由并非自由的展现这一命题,而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个体独立性和实体伦理性的统一。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种任性自由在现代性的宰制下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形式侵入现代婚姻伦理生活,把婚姻关系仅仅建制在“性的关系”“民事契约”“爱的感觉”之上,而无视婚姻的实体性,由此导致婚姻世界的现实大逃亡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因此,反思当下的婚姻关系,需要澄明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理解婚姻关系的爱的生发前提,找回婚姻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重视有爱的婚姻伦理基础,规范离婚的任性行为,从而才能更好地构建“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的婚姻关系。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论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最终课题，被胡塞尔指认为“绝对存在的事实”或“原事实”(Urtatsachen)。与个别性的、相对性的实存者的事实性不同，超越论自我之存在的事实性是绝对的事实性，而非本质必然性的偶然的现实化，相反，在为一切本质必然性及现实性奠基的意义上，超越论自我的绝对事实还是“原必然性”“原事实”。原事实自身“裂解”为世界之拥有、交互主体性、历史与神等诸原构件，这种多方展开的辐式结构乃原事实自身关涉的方式，一切本质必然性都蕴含其中。原事实先行于本质与实存、可能性与现实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因而同时也构成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这种形而上学仍然得名现象学形而上学，是因为原事实唯有方法论地奠基于现象学的直观明见性才得以被建构。     

制度、组织与经济绩效

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作为约束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体系,实际上,制度本身不会产生效率,它只有和人或组织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促使其效率的增长(或负增长)。对实现组织目标效用最大化的“效率原则”的坚持使经济学家们常常将组织看作一个理性系统,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组织的正式规则的建构;与经济学家所持的“效率机制”不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合法性”机制对于组织目标、形式和内部运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的社会期待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本体论视阈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的论证历史、内涵阐释与现代转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规范性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先后经历了事实论证阶段、天命论证阶段、理学论证阶段与心学论证阶段,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完整表述了这一命题,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等人结合现代政治学概念,转换了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内涵,规范了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责任,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命题对中国当下社会政治建设与理论建构仍有积极意义,但必须适应现代社会价值,在论证方式与内涵方面实现现代转换。     

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

人文科学知识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价值/规范判断。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哪个群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建构“文学事实”与“文学特征”。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涉及价值规范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事实”本身,就是因为文学规范陈述在现代性语境中面临的科学化压力而建构的(这种科学化压力来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建立的知识霸权)。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     

法律价值推理的方法及其公理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行为使结果“出现”(由无到有)、“保持”、“消失”(由有到无)的变化来发现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变化,并通过对之进行行为功利、准则功利或系统功利的价值评价,从而就会发现生活事实的法律意义,使生活事实转换为法律事实。事实到价值的判定公理、价值到善恶以及善恶到规范的转换公理填平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之间的逻辑鸿沟,实现了由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的过渡,打通了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转换的逻辑通道;价值强度公理和选择公理有效地解决了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冲突问题。这些方法和公理就是法律推理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的逻辑根据,就是从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机制。     

新《婚姻法》确立“忠实”原则的道德思考

我国新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增设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原则,这是对婚姻领域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现象,特别是夫妻间欺骗行为的原则规范与限制。对“性”的市场化的认同,必然导致对人类婚姻价值的轻视甚至鄙视,视婚姻中的忠实原则为多余的价值。婚姻中的忠实原则与尊重个人权利原则是统一的,而割裂两者的关系必然伤及婚姻本身。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中的规范概念

规范问题是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关注的核心内容,但它们对规范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英国学派涉及的规范是指判断人类活动对错、好坏的一种行为标准,而建构主义所说的规范既涉及行为体"适当"或"合适"行为的准则问题,又被看成是存在于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实在.两者对规范概念的不同界定,对其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英国学派注重阐释方法而建构主义强调科学方法来研究规范问题.然而,导致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的不同,既与它们所涉及的规范概念有关,也与研究者所处的不同学术传统和环境分不开,但本质上来自于英美学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解释以及他们有关知识生产的不同的认识论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唯物辩证观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对婚姻家庭历史的唯物主义阐发,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文明时代婚姻家庭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的政治化与利益化,资产阶级金钱婚姻与现代性爱的对立性、历史性等。然而,目前学界存在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简单化、形而上学化的倾向。故此,唯物辩证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当代婚姻家庭建设实践的需要。     

扎坝大峡谷“走婚”民俗的人类学思考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雅砻江中游扎坝大峡谷的走婚民俗个案,认为走婚既非传统 观念中落后的婚俗,亦非母权制的产物;走婚看似自由,实有许多代价。同时指出,每一种文化有其独特 的价值和功能,应以文化平等的态度对待全球化浪潮下土著文化的族群性和特殊性。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经济法本质论

综合我国学者对经济法本质的研究成果 ,特别对较有影响的“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进行如下评述 :协调主义忽视矛盾分析法 ,把各种矛盾或矛盾两方面平均看待 ,貌似全面 ,但否认重点 ,是“均衡论”的表现。“干预主义”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过于细划 ,不利于经济法学界统一认识。通过对经济法本质的辩证思维法分析和矛盾论分析 ,应将经济法的本质与经济法概念、经济法调整对象等其他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加以区分。经济法的本质只能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论孙中山的自然观

孙中山的自然观继承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和“生元”学说,改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以“气”为基础的自然观,对世界的本源、世界的进化和世界的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科学概括,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世界本源说、世界进化说和世界结构说,从而形成了以自然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人类生存法则的反省与重建--也谈人类中心主义

不同时期的人类有不同的内在动机支配 ,从而使人与自然呈现出特定的整合关系。现实原则和功利目的原则支配下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 ,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狭隘观念。它带来环境与生态危机、资源与能源短缺、“南”“北”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但因此而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空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对东方古代“天人合一”价值观、西方近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环境伦理学加以扬弃、超越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融精神价值于其中 ,是以整个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终极关怀、力求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全新的价值观念。确立这种价值观念的过程乃是重建人类生存法则的漫长过程     

关于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基本模式的探讨——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个案研究

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从其婚姻动机、交往途径、婚姻现状看,都具有"交换"的性质,其基本模式为"交换婚姻".由于这种"交换"关系并非感情与感情的交换,故婚姻关系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重婚罪的界定

"事实婚姻"、"事实重婚"、"非法同居"以及"事实婚"是各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对其的混乱使用导致理论界的矛盾与纷争,文章理清了四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把重婚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前婚必须有效婚姻,后婚必须是无效婚姻,但并非所有的重婚行为都是犯罪,重婚罪的界定还要立足于法律体系这个整体,在民法、行政法规定的基础上去认定重婚罪的成立与否。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