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可否同归？——当解构主义际遇和合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企的利润分配经历了复杂的体制变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揭示和总结其中的演变规律,对准确把握我国国企利润分配改革未来变迁的趋向,探索出一种科学公平的国企利润分配体制是很有裨益的。     

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变迁与改革出路

建国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以改革开放和2007年中央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为临界点,先后经历了三大改革历程。从60多年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国企分红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时代发展下,重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框架也有其必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阻力,如现行体制的障碍、利益集团的阻挠等。文章认为正确认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阻力,有利于从根本上突破改革的困境,寻找改革的正确出路,实现全民分红的目标。     

市场转型与工人阶级意识变迁:一个制度逻辑的解释

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个案的实地研究发现,市场体制下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源于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与利益被削弱或剥夺的过程。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国企工人逐渐从"国有工人"变成了"契约工人",这不仅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而且影响了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即国企工人阶级的认同意识从单位认同转向了阶层认同,利益意识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合作意识从一致转向了分化,冲突意识从指向国家转向了指向企业管理者。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深深嵌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逻辑中,而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等核心制度变迁成为国企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前提。     

从我国证券市场两次制度变迁看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新制度学派认为 ,正式制度安排只有在社会认可 ,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作用。文章从非正式约束和个人理性的视角 ,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 ,应用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比较了中国证券市场所经历的两次制度变迁——国企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股减持 ,探讨了两次制度安排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变迁研究述评

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和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的变迁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结合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通过分析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变迁的历程，找出其变迁中存在的特点，并为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政策性建议。     

制度变迁中国家作用的经济学分析 --兼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发挥国家的积极性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由于国家具有强制性、垄断性以及规 模经济的优势,不论是在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上,还是在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以及解决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上,国家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 制度变迁的过程。为了顺利实现和尽早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进一步 发挥国家在这一制度变迁中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体制的变迁——以铁道部为考察中心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体制先后经历了半军事化、行政化和市场化阶段,现在正在走向多元化。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并且一同发展至今的国有企业,铁道部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我国领导体制的变迁历史,通过它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为当前和以后我国领导体制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     

从国有企业的救灾安置看单位制的变迁

描述两个国有企业在地震后的救灾安置和重建过程,分析单位制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迁特点,如员工和单位契约关系的增强、单位政治功能的减弱和多元化功能的收缩等。认为灾后重建过程加强了单位的依赖性结构,也加强了单位的政治功能,并对未来单位制国企的变迁方向进行简单讨论。     

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变迁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化深入及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农村宅基地功能变迁在广大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农村宅基地在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正逐步由保障性向资产性转变,这种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制度变迁和公民觉醒的必然;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滞后于其功能变迁,我国已经为此付出或将要付出惊人的社会成本、制度成本和个人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宅基地现行制度与其功能变迁存在诸多冲突;农村宅基地功能变迁呼唤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与收益分配研究

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是企业改革的重点。文章以功能定位再思考为主线,从本质和实现内容上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明确竞争性国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力军作用,放大国有资本整体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对国有红利的优化分配进行探讨。指出应当完善国企收益分配市场化决定机制、进一步规范国企内部收入分配秩序、积极推进国企内部职工持股机制改革、矫正国企利润分配非民生化结构。     

政府利益约束下制度变迁机制分析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具有利益双重性的特点。基于政府在制度供给时会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但会受到政府利益为正的约束这一假定, 来讨论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结合中国改革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经济含义与政策启示:只有打破旧制度带给政府的利益, 才会进行更有效率的新制度的供给和安排;不同领域内的体制间是相互依存互为约束和前提的, 要尽可能早地同时开始所有领域的变革, 使不同领域的体制协调性发展;推进中国当前的改革, 必须打破政府的自身利益;打破政府的自身利益必须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析战后日本金融监管的制度变迁

金融监管在一国金融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 ,战后 ,日本金融监管制度为日本经济复兴与快速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危机要求日本金融体系再生 ,金融监管也要因此重新变革 ,在强调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金融变革将充分吸收英美模式的优点 ,在机构设置、监管方式等方面进行变迁。变迁后的日本金融体系将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重新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60年嬗变:国家与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演替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囿于历史环境和制度非均衡,国家与国企尚未形成稳定规范的利润分配模式,影响了财政收支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基于国有企业面广量大的事实和双元财政的要求,应以税利分流为基础重构国有资本财政收入制度,并建立国企利润上缴的宪政框架,:实现高效的路径替代;从社会福利的视角考虑,红利应重点投向教育和国企的自主创新,实现国企和民生的正和博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运用经济社会效应导向的综合性研究框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变迁分为3个阶段:转型初期的土地政策(1979—2002年),科学发展观时期的土地政策(2003—2012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土地政策(2013至今),并分别归纳为"扩张型""规范型"和"合理型".通过对变迁逻辑的透视,发现私有产权、基本经济制度、市场配置是导致效率提高的制度选择,而利益结构失衡、地方政府牟利冲动是导致土地政策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中国土地政策继续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土地可持续利用激励机制缺乏,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公平,所有制和私人产权矛盾以及政府与市场不合理定位这4类问题.     

文化变迁:理论与反思

文章依据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动力两个维度,将既有的文化变迁理论划分为五大类型:宿命论、建构论、调适论、偶发论和历史唯物论.文章在回顾各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阐述了开展文化变迁研究的三点原则: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认识中国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方向时,必须坚持线性与非线性的辩证统一;在指导中国文化变迁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决定论与能动论的辩证统一.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复杂多变。先秦时期以规谏为主 ,秦汉到隋唐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职掌逐渐分明 ,宋金至元明清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回归合一。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是规谏人主的制度 ,而不是御史制度 ;谏官、御史、封驳官三者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御史主线”、“对监察官自身监察不断强化”等规律。这些规律的出现与丞相制、三省制、内阁制等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历史学的变迁

历史学的变迁反映历史的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论出现在西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扎根成长的深厚土壤则只是中国的。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当代主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翦伯赞，翦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     

中国石油工业体制变迁的博弈论分析

结合我国石油工业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当前体制变革的现实状况，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揭示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着重对WTO背景下我国石油工业体制创新的轨迹进行了讨论。     

关于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理论思考

随着中国金融的逐步开放,金融机构变迁、金融业务交叉,对传统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监管体制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