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宫体正义

一般认为它体诗兴起于南朝文坛的新变之风。其实，当时的宫体诗人也是新体诗创作的积极参与者，而他们自觉创制宜体，也是当作诗歌新变的一条途径。陈代的姚察就指出：“（徐油）属文好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①今人孙康宜教授也说：“萧纲和他的朋友将他们的宫体诗创作称为一种‘新变’（innovation），或许，这是指宫体诗创作是一个与几十年前的声律新变（山etonalinnovation）同等重要的诗歌运动。实际卜．‘新办’R几乎成为富仕达例作的杯志。”②宫体诗大都声律协调、体制短小、文辞华…     

一代烟尘帝王笔──萧绎诗歌创作与宫体诗之关系

一提起“宫体诗”就很容易让人回忆起萧纳或“质徐”，但对作为梁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萧绎来说，他的身影似乎并不会那么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烟尘中的南朝旧地，看看萧绎是如何介入的，由此，我们将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关干“宫体”的明确记录最早见于《梁书》，一是｛梁书·简文帝记｝｝中的“（高祖）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瘤，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一是《梁书·徐掩传｝）中的／搞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在这里萧纲、徐招作为代表人物出现了，他…     

徐摛与梁代宫体诗的兴盛

宫体诗兴起并全盛于梁代,以萧纲的东宫为中心。在宫体诗兴起与兴盛的过程中,徐摛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摛自幼受到永明诗风的熏陶,其诗"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特点是:多咏物诗,以描摹女性为中心,内容狭窄;追求声律、节奏、对仗之美,风格秾丽。徐摛是萧纲的老师,是徐陵的父亲,在徐摛的教育引导下,萧纲与徐陵走上了宫体诗创作之路,并成为宫体诗创作的领军人物、核心人物。徐摛才、学、识兼备,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加之萧纲的"恩礼"与推崇,徐摛发起的这种"新诗"为"春坊尽学之",宫体诗因而达到全盛。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宫体诗新论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曾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宫体诗．它不仅以女性为描写中心，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重色”观念．故而后世文学史家每每提到宫体诗，则多加否定．以辩证的观点，重新审视宫体诗，作出一个恰当的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何谓宫体诗？它起于何时？据《梁书·徐传》中言；“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梁书·简文帝》言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作’．”《南史·梁本纪下论》…     

《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     

宫词非宫体诗考论

宫词与宫体诗完全不同,宫词是专就描述对象而言的,被误解了1400多年的宫体诗实质上特指一种文体.现存宫体作品无论作者还是题材范围都不仅限于宫廷,而宫词描绘对象的唯一性却在于宫廷,反映皇宫禁掖生活的方方面面.宫词创作主旨与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与六朝追求绮靡之风背景下的宫体诗创作旨趣不同.宫词可谓源远流长,而宫体诗存在大约150年.     

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论"体,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在刘勰的文体专章中被置于笔体的第二位,他的系统叙述在古代十分难得。他遵循文体论篇章的一贯方法,对论体文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工作,论述十分到位。同时,刘勰关于论体文散文观的最高理想已经不同于为政教服务的传统散文观,而是转向以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立足点。当然,他也坚守宗经原则,对论体文的社会功能并不忽视。     

中国新诗格律化尝试--论赵朴初的"自度散曲"

赵朴初于诗、词、曲皆精,其中尤以曲传神.他笔下之曲,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曲,而是一种既规范又自由的"自度散曲",既有传统散曲之韵味,又具新体诗之洒脱.可视之为一种新的格律诗.     

论模拟与南朝宫体诗人的新变策略

模拟是梁陈宫体诗人实现＂新变＂的策略。梁代宫体诗人通过对乐府古辞的模拟,解构了旧体古辞,建构了宫体;通过对永明诗人的新体诗、赋咏古题诗以及新声乐府民歌的模拟,发展和完善了永明体,使之进一步向近体诗发展;而《玉台新咏》的编撰,则通过选目实现了宫体诗的自大其体。陈代宫体诗人的拟作旧题新作,完成了宫体诗的＂新变＂,但最终滑入了色情的泥沼。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论梁代宫体诗的人生镜象与审美范式

从梁代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时代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和赏美慧眼的时代。宫体诗则是梁代诗歌的典型代表,更是齐梁新变时期宫体新变的标志性产物。对于宫体诗,传统认识往往习惯于在诗歌艺术的形式表现方面对其加以肯定,同时还要指出其因题材限于宫闱之间、闺阁之内而具有题材狭窄、笔力纤弱的不足。但事实上,宫体诗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代宫体诗与陈代宫体诗更有本质的不同。     

王绩为律诗体最初定型者之文化文体学新证

五言诗律化经王绩已臻于定型。王绩五言诗歌创作已表现出"古""近"与"齐梁格(古律)"体制三分的意识与自觉,对唐代诗歌文体格局形成与建构具有突出贡献。王绩之所以能推进律诗体定型,当与其家族学术传统及其个人独特的思想、人格、文学观有关。先秦汉魏以来的"言志"诗说与"缘情"诗说在王绩"适性会意"之文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得以有效整合。"适性会意"文学观的要义是"全和保真",而和韵错置以为体、相须而为用之律体声文乃属和其声、理其气、性其情及助益"全和保真"的最佳文体形式,自有其转喻、替代礼乐之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