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紧张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延误--兼驳松村俊夫的"豹变"论

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认为,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12月16日才提出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抗议,这说明日军在16日以前没有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这是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之一.本文则认为,16日才提出严正抗议,不但不能说明此前没有暴行,反而说明日军暴行的疯狂与野蛮.南京沦陷前,国际委员会对日军的军纪高度信任,认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也会很快恢复秩序,因此,他们将自己定位为短期内住房和食物的救济者.但是,日军入城后,大开杀戒,暴行累累,这使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大为震惊,在由预期中的救济者转化为现实要求中的生命保护者时,他们产生了角色紧张现象,一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就使抗议暴行的时间稍稍延误了.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歪曲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了大规模焚毁,而日本又有人不承认事发当时中国和西方文献的客观性,使得这一观点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至今仍有影响。本文通过对日本烬余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右翼也不得不认可的公私文献的辨析和梳理,基本廓清了日本虚构派布下的迷雾,证明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即使仅据日方文献也完全可以证明。同时,本文也概述了历史进程不同于“概念”的曲折的一面。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传闻证据规则与证人出庭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排除传闻规则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当诉讼一方在审判中引用证人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证明所提及或指称的事实属实时，这些证言会遭到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证人没有出庭所作出的书面证言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确保被告人可以在庭上提出质问，使证言令人信服。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网络证据保全公证的现实困境与完善建议——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为样本

网络证据保全公证日益成为权利人固定侵权证据的首要选择,特别是在侵犯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网络证据保全公证往往是认定侵权能否成立的关键。但网络证据保全公证并非尽善尽美,公证过程中大量存在的瑕疵,使得公证书受到当事人的广泛质疑和反驳,如何认定有瑕疵公证书的效力成为困扰审判实践的普遍难题。在对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近四年知识产权审判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网络证据保全公证的特点以及网络公证实践中存在的瑕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网络证据保全公证之所以存在大量瑕疵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希望对今后网络证据保全公证行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

对占领地百姓进行登记并发放"良民证",是日军常用的统治手段。日据南京后也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日方战时宣传和战后"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中,这被当作日军迅速恢复南京安全和秩序的象征。然而,通过梳理中、日及第三方亲历者的文献,可以发现难民登记初期是经过伪装的清剿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之际,日军悄然改变难民登记流程,恢复其"常态"。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日军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残暴只是手段,辨析伪装下的组织化暴行,或可为揭示日本战争意图提供新的线索。.     

战时日军暴行的文化根源

战时日军累累的暴行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日本传统文化中仁爱精神的缺乏以及被军队强化的愚忠服从、残酷无情、贱视生命等方面是造成当时对外侵略的日军凶残和野蛮的主要原因.     

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

庭前书面供证的无限制诉讼准入,已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制度障碍。必须建立和健全书面证据审判准入制度,能够进入法庭或被庭审时运用的书面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由于书面供证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完全否定其证据价值。书面证据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也可以作为独立证据使用。     

旅顺大屠杀真相再考

18 94年 11月 2 1日至 2 4日 ,日本军队在旅顺制造了屠杀 2 0 0 0 0余人的大惨案 ,事实具在 ,不容抵赖。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不承认主义 ,精心炮制了一份《辩护书》 ,以掩盖其违反战争法规的惨暴罪行。近年来 ,日本国内仍有少数人撰文 ,重复当年日本政府的论调 ,否认日军在旅顺连续屠戮四天的骇人暴行。本文作者于 15年前曾著文对旅顺大屠杀之真相进行考证 ,今再根据英国船员艾伦的目击记及美国《世界报》随军记者克里尔曼的报道 ,证以当年旅顺目击者的口述证词以及众多日本参战者的战场日记和记述 ,考定 :(1)日军在旅顺连续屠杀四天 ,(2 )屠杀 2万余人 ,(3)旅顺日军最高指挥官大山岩是此次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 ,(4 )日本政府的辩解声明是一派谎言     

服务器系统日志的证据法规制刍议

日志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惩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用于诉讼活动的日志证据必须满足实体和程序两个条件:首先,日志内含案件事实信息,并且能够通过案件事实信息所反映出来的案件事实证明诉讼主张的存在;其次,日志证据的收集程序合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日志进行规制是保障日志安全有效的关键.     

震撼的历史与历史的震撼——《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简评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比较重视日军在华暴行的研究 ,一批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著作、资料、图片、论文相继出版和问世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官丽珍副研究员独撰的《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 1 937至 1 945年日军侵粤述略》 (中共党史出版社 2 0 0 1年 7月出版 ) ,就是其中之一。初读这部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充分揭露日军侵粤暴行的论著 ,既为侵华日军肆虐南粤大地、给南粤人民造成的灾难而愤怒、而难眠 ,也为作者严谨求真的历史主义态度而慨叹、而欣慰。一、史料的丰富性、可靠性 ,内容的系统性、完备性 ,是《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一书最为明显的…     

侵华日军军风纪的体系内认识——以《冈村宁次回忆录》为考察对象

冈村宁次的日记及回忆录中有很大的篇幅谈到了侵华日军的军风纪问题,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处理俘虏等。在冈村宁次看来,日军官兵素养下降和得不到及时充分的补给是日军军风纪败坏的重要原因。尽管日军试图采取措施严肃军风纪,但是日军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有真正严明仁义的军风纪,因此不可能杜绝各类暴行的发生。     

“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 由美国南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于1990年8月10～1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隆重举行.来自大陆、港、澳、台、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的94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并理顺近百年中日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展望未来中日的友好合作及其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简介如下.揭露和谴责日军在华暴行构成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十多位学者运用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揭露了日军在占领东北、冀中、山东、华南、香港等地区时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搞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文化艺术、屠杀无辜百姓的残暴罪行.针对日军在侵华时所犯下的馨竹难书的罪行,许多学者提出了日本政府应否作出相应的经济赔偿问题,并希望在广泛听取炎黄子孙的意见之后,再就此问题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