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与《荡寇志》

《荡寇志》是清朝道光年间封建文人俞万春所写的一部反动小说。俞万春同明末的金圣叹一样,对待农民起义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因而对《水浒》中的招安结局很不满意。为了发泄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他从金圣叹腰斩《水浒》处开始,接着金圣叹增添的“卢俊义做噩梦”,写了七十回续书。他费尽心机,捏造情节,让官兵将梁山农民起义一举荡平,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斩尽杀绝,连鬼魂也压到牛渚山石碣底下,永世     

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虽然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性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的是投降主义路线,不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那个被吹捧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是个投降派的典型。《水浒》这部书极力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就是:北宋王朝的皇帝们,一个个都是“明睿圣君”。在他们统治之下,“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直到宋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断地爆发农民造反的事情呢?原来不是别的,只因“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有高俅、蔡京、童贯这帮乱臣贼子蒙蔽了天子,残害“忠良”,才逼得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因此,《水浒》中把宋朝皇帝写得好象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赵氏天下,他们“爱民如子”,是人民的“救世主”,贪官污吏的一切罪恶都和他没有关系。农民造反,不是反对皇帝,只是反对高俅、蔡京、童贯等这种乱臣贼子就够了。于是那个被作者安插到梁山起义农民第一把交椅上的宋江就无比地忠于皇帝了,无比地忠于封建国家了。你看他怎样一再表     

《水浒》是一部反对农民革命的“平盗疏”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如何对待梁山农民革命呢?它在历史上又有什么作用呢? 李逵和宋江,是《水浒》作者浓墨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前者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后者是混入农民起义军的投降派头子。《水浒》一书,为了美化叛徒宋江,极力丑化革命派李逵;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恶毒污蔑农民革命事业。     

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总纲领——评《水浒》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的“法旨”

《水浒》第四十二回以“天人合一”、仙凡相会的神秘色彩,勾绘了一幅“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梦”景。《水浒》作者含糊其词地供认,此回是“似梦非梦”,实则“非梦”。即以梦示意,借梦抒情.剖析整部《水浒》,此“梦”非同小可。《水浒》是一部歪曲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它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精心塑造了宋江这一投降派典型。四十二回中的宋江,虽然已经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但他依旧心猿意马、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     

《水浒》与《水浒》的误读

《水浒》与《水浒》的误读刘学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以其对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现实的广泛揭露，对下层人民及他们的反抗精神的深切同情和热情歌颂，成为最富人民性的作品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水浒》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反人民性。比如梁山英雄在反抗官府、打击...     

評《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以北宋末年我国北方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水浒》,几百年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部书写的是农民起义的故事,却严重地歪曲和丑化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鲁迅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水浒》着意美化和歌颂梁山农民起义军中的投降派宋江,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极力调和阶级矛盾,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很好的反面教材。《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渗透在书中所写的梁山义军的各个方面。首先,在政治纲领上,《水浒》把农民起义军写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一条混淆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投降主义纲领。     

从“菊花会”看投降派

《水浒》第七十一回写一百○八人齐聚梁山、排定座次之后,宋江“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会上,“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之中,发生了一场望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这“菊花之会”文字不多,斗争起落也快,似乎只是一场小小插曲。然而,把农民起义军将领拉去赏菊,岂是宋江一时雅兴?作者要插入这一情节,当然更非闲笔。“菊花之会”为什么恰恰是在“大聚义”排座次之后召开?一场踢桌、问斩的风波,为什么要安排在赏菊唱曲的欢乐会上?这“菊花之会”究竟说明些什么?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菊花会召开前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形势。菊花会前,正是一百○八人“大聚义”之时。梁山农民起义军向何处去?是继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为了开展对《小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命革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     

论李逵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作者为了美化、肯定宋江的投降主义路钱,对李逵这个梁山农民革命的英雄恶意地进行歪曲、丑化、否定。但我们从《水浒》作者对李逵的歪曲描写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农民起义英雄敢于造反的阶级本貭和斗争精神。     

试谈《水浒》的所谓“影响”问题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爆发的梁山泊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它塑造和歌颂了叛卖农民起义军的投降派宋江的艺术形象,是一曲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的赞歌。然而,历来有不少《水浒》的评论者,往往援引了一些历史资料,来强调所谓《水浒》对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影响”,例如什么直接采用《水浒》中的“替天行道”为号召啦,什么把《水浒》作为“玉帐秘本”(军事上的参     

宋江对“义”字的妙用

在《水浒》第一百二十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呼保义”闻名江湖的宋江,亲手用“义”字酒杀害了与他“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李逵慷慨就“义”,死而无怨。在整部《水浒》中,不仅李逵,就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也是被宋江用“义”字扑灭了的。情义啊,情义!情和义本是相连的,为什么宋江掌握了“义”字,却变得残酷无情,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 《水浒》中竭力宣扬,精心塑造的宋江,是一个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的叛徒、内奸。正是这个“呼群保义”的家伙,打着“替天行道”的黑旗,钻进起义军队伍,从内部瓦解梁山起义军。他玩弄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权居水泊,积聚资本,专等招安,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失败之路。并为封建皇帝镇压了方腊等农民起义军,解除了宋徽宗对“四大寇”的日夜悬心,做了童贯、高俅这些反动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     

《水浒》究竟写了些什么?

《水浒》究竟写了些什么?传统的说法是写农民起义的.近年来有人说是写市民起义或市民斗争的,也有人既反对“农民起义”说,也不同意“市民起义”说.我以为,要确定《水浒》究竟是写了什么,需从以下几个问题来考察,即:(一)梁山这支义军首领的组成成份;(二)义军的纲领、口号;(三)义军的活动场所和范围;(四)义军的斗争对象;(五)义军的其它行动.而这几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把它们弄清楚了,《水浒》究竟是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昭然若揭了.     

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评《水浒》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

长期以来,对于《水浒》的评论,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并把这种论点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澄清。(一)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妥协是农民的局限性,并说“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又动摇,以至于妥协投降”是农民起义的逻辑,把《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受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具有妥协性的必然结局,是什么“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就认为“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到底什么是农民的局限性?什么是农民革命的逻辑?决不可听凭唯心主义者信口开河,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认真分析。     

论《水浒》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它的创作思想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不少研究《水浒》的人认为,施耐庵写《水浒》是为了歌颂农民起义,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甚至称这部书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施耐庵写《水浒》是站在地主阶级招安派的立场上,把小说当奏折,为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如何绞杀农民起义出谋画策的。我们知道,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象秦、汉、隋、唐、元、明等著名的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所摧毁。因此,     

“替天行道”是“克己复礼”的变种

“替天行道”是《水浒》中投降派头子宋江在窃踞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后,强加给梁山农民起义军的一个带纲领性的口号。当宋江把投降叛卖的黑班子和领导核心拼凑起来后,又把这个口号写在杏黄旗上,高高地竖起在梁山之巅。“替天行道”是个什么样的口号,什么样的纲领,什么样的旗帜呢?我们说,它完全是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的变种,是大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是向反动的封建王朝乞降的白旗! 什么叫“替天行道”呢?《水浒》在四十二回九天玄女授法旨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汝(宋江)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按照“天”的意志,也就是按照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推行反动的孔孟     

《水浒传》成书过程再论

本文从“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和历史上的游侠思想的梳理出发,并通过宋江形象和梁山义军的宗旨的探讨,论述了《水浒传》中“忠义”和“聚义”、“全忠仗义”和“替天行道”的关系。进而论证,梁山聚义并不是农民起义,梁山义军实质上是一支江湖豪侠武装。说明梁山义军的悲剧不在于“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而在于“逼上梁山”,“宋公明神聚蓼儿洼”。通过这种悲剧,《水浒传》表现了对封建乱世的极大愤懑和忠义思想的深沉迷惘。     

评金圣叹及其腰斩《水浒》——苏州市、吴县干部群众座谈会纪要

金圣叹出于他的反动立场,砍掉了《水浒》描写宋江受招安以后的二十多回,并添了卢俊义一个“惊噩梦”,把梁山一百零八人全部杀掉的情节作为结尾,竭力宣扬对农民起义不能招安只能杀绝的反动思想。鲁迅对金圣叹砍《水浒》非常不满,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说金圣叹“昏庸”,是因为他不懂得革命人     

《水浒》的要害是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我国明代出现的一部以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传布很广,影响很大,流毒很深。直至近年,还被推崇为“农民革命的史诗”、“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甚至把《水浒》的出现,看做是封建时代“文艺战线上”“一个大的突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