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论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唐代史学批评显示出多种样式和不同的风格,有唐太宗对十八家晋史那样激烈的批评,也有刘知幾《史通》那样系统而全面的批评,还有散见于杂史、笔记中的批评。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包含着作者们的史学意识与史学批评意识,以至于鲜明的追求信史的目标。其批评的对象,有关于史家言行、史书价值方面者,是谓史学批评之常态;也有关于学术门类、史学流变、学风转换者,则显示出史学批评的深入和特点。综而观之,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呈现出极为活跃的面貌。     

略论《周易》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是我国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此时经史不分,所谓经都包含有史学内容。为了正确阐述秦汉以后的史学,准确把握秦汉以后史家、史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有必要从史学发展全貌的角度去评析先秦经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对于今存先秦典籍,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多偏重《尚书》、《左传》、《春秋》、《国语》、《国策》等书,而忽视了《周易》。《周易》虽是一门研究高潮迭起的显学要籍,但研究者们多从哲学、神学……等角度去研究,从     

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

中唐史家苏冕所撰《会要》一书 ,标志着会要体史书的创立 ,至今已 12 0 0周年。《会要》经后人两次续作而成《唐会要》 ,深为历代学人所重 ;且自宋迄清 ,会要体史书发展为泱泱大国 ,为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之一瑰丽园地。本文探讨有关《会要》的撰述、续作及苏冕的史识等问题 ,展示唐代史学上这重要的一页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晋代史学浅论

中国的史学,经过两汉司马迁、班固、荀悦等大师们的开拓,一直到唐代,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星汉灿烂”的兴盛时期。但是,在汉唐这两个黄金时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史著体裁上都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作用的过渡阶段。其中,竞相争鸣、著家蜂起的晋代史学,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可惜的是,史学史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颇堪研究的时代未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大部分史学史论文、著作中,大都将它一笔带过。这造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也使人们对中国史学的继承发展的源流     

《板桥杂记》的冶游境界

古之冶游书从唐代产生以来,至清时更是蔚为壮观,然其间唯有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能够超拔诸作之上,别有境界,不落俗艳。此乃得力于其实录的史学价值、内含的“遗民情怀”、记录对象的品位、不着色欲的真情、虚实相间的笔法。     

唐代诗学“兴”体系研究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很多诗学观念由此衍生,至唐代出现"兴寄""兴象"说。从范畴研究的角度出发,认真辨析唐代诗学"兴"的内涵,第一次立体清晰地阐述了唐代以"兴"论诗重要诗学思想的多层次、多样性的立体式结构体系,这对整个唐代诗学理论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论《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成就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思想和成功实践，给予后世史学研究工作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整理排比史料以及历史的文学故事化等方面，都有开路之功。更重要的是，《通鉴纪事本末》还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纪元，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向前发展，而且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当代史学。     

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国史馆之设立,始于北齐;唐代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以他官任史职,称为修撰,直馆。当时建立修史机构二:一属门下省,专修本朝史;一属中书省,专修前代史。这分别修史,是史学史上的重要改革,反映唐代对修史,特别是对修本朝史的高度重视。可惜,对这方面,多年来并未引起重视。若干专著仅笼统地提到唐代设立史馆,并把两个机构所出的成果混为一谈,至于它们的组织结构,官员设置、工作制度,以及在整个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和其他学馆的关系等等都未能展开讨论。即使有一些专著提到了唐代史官设置,也仅是根据两《唐书》官志的简略记载加以解说,并有认识上的偏差。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唐代史学与文学结合研究的新收获——《唐代铨选与文学》评介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王勋成先生的专著《唐代铨选与文学》,是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资助课题的一个成果,是继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一书之后,又一部在史学与文学结合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著作。     

山西长子县法兴寺圆觉殿彩塑研究

法兴寺位于山西省长子县东南翠云山上 ,原址在翠云山东北一公里处的慈林山坳。法兴寺十二圆觉像是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彩塑作品之一。法兴寺彩塑的历史 ,一般认为 ,圆觉像的塑造是在北宋政和元年 ,即公元 1 1 1 1年。艺术风格方面 ,法兴寺圆觉殿彩塑 ,具有比较明显的唐代遗风 ,被称为“宋塑第一” ,确实当之无愧     

论盛唐史学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一百二十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这三篇修史诏书是:(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芬木)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论萧梁时代特点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萧梁史学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高峰。由于深受其时代的影响,显示出许多不同于他朝的显著特色。但长期以来,史学史的研究者对这一极具特色而又颇堪研究的史学发展时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有感于此,本文着重从分析萧梁时代特点入手,对其史学发展的特点作一番深入详实的探究,并阐述说明其史学在文化百花中独盛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最后指出它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继承前代、导启后世的过渡时期。     

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

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岳纯云，崔明德《顺宗实录》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这部书，史学界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但仍有剩义可寻．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拟从史学和政治的角度对《顺宗实录》的价值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指正...     

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力作——读《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

正王虎的《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是一部研究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的力作(下面简称《研究》)。我们阅读过后,获益颇丰。书中有许多亮点引人注目,读之令人称快。唐代是连接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桥梁,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回顾20世纪的唐代词汇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20世纪初胡朴安《通俗典》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到三四十年     

清朝关外都城辨

清初的开国史上 ,太祖努尔哈赤营建和治居过的邑城颇多。其中兴京赫图阿喇、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而努尔哈赤治居 1 6载的费阿拉城 ,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费阿拉为女真族生存和崛兴之地 ;界藩、萨尔浒是后金的军事据点和行营 ,关外只有赫图阿喇、辽阳、沈阳三座都城     

论慧超旅行巨著《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旅行家。文章从文学、史学及旅游学三方面评价了其旅游巨著《往五天竺国传》的创作经历及学术价值。     

唐代著作郎官述论

本文从唐代著作郎官制的设置沿革,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职责及弊端与其文化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唐代著作郎在唐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本文认为其所担当的职责是唐代社会崇尚文化特质的表现,是中国人重生厚死生命观的表现,是儒家的文教思想居于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反映。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