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史学家论史书叙事之美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nr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王维骈文论略

虽然王维骈文一直被人忽视,但是认真考察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它在初盛唐骈文和唐宋骈文的演化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词藻变华丽繁缛为清丽平实;用典变繁富为精切简练;对仗化用经史,运用长句。     

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文章学视野下的明清小说评点

明清时期,自幼便浸润干八股文章的小说评点家形成了顽固的文章学思维定式,他们往往以文章学视野来观照小说.在尊题意识支配下,他们惯于按题解文而喜欢抱定题目来分析小说的叙事写人艺术.他们的小说评点表现出文法至上的批评倾向,以"合掌"、"断续"、"伏应"、"急脉缓受"、"虚实"等文章学理论来审视小说情节结构,以"代言"、"宾主"等来分析小说人物描写.文法派的出现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重文轻道,注重小说艺术技巧分析,其评点体现出明显的导读意识,并促进了小说在文人中的传播,但其评点文字也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     

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论袁枚与乾嘉戏曲作家的交往

作为乾嘉文坛的领袖人物,袁枚与当时的戏曲作家交往甚为广泛.这促成其戏曲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并借助题词、评点等行为对当时的戏曲创作和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袁枚与戏曲作家尤其是杂剧家的交往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其"诗"或"诗人"身份的显赫位置及其对戏曲的强烈挤压,戏曲创作和演出则更加趋向于成为人际交往或遣兴娱宾的工具.袁枚非常重视人际交往,其身居文化中心的空间位置优势,杰出的文学才华与年高寿永的生命长度等,也是促成其影响的有力元素.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

本文通过对乾嘉史家之考史方法的认真、系统的研究,认为乾嘉史家运用归纳、演绎、比较和辩证,以及会通等形式多样的考史方法,对历史记载和历史事实作了全面的考证。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差异,而且亦有助于对历史作整体的考察。继之又指出乾嘉史学成就辉煌,理论水平提高,是与乾嘉史家综合运用各种考史方法密切相关,这就为中国古代考史方法论的形成与总结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文章学思想及其"新民体"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坛上曾以“新民体”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的文章学大家,也是对文章作过系统而深刻研究的文章学家。他对文章本体规律、文体分类、文章翻译、文章鉴赏、文章章法、文采、文体革命等都有过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尤其在文体分类、本体规律及“新民体”理论的探索上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文体的分类,彰显了科学分野的开创之功,开辟了文章、文学分离的先河。他提出的文章写作规律的二层次说及四条规矩,提供了解决文章写作规律与技法相矛盾的方法。在“新民体”的理论构建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的传世专论,其远见卓识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古代文章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对近代文章学理论集大成的建构,在文章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吴泰昌散文的价值取向

文章从三部分阐述了吴泰昌散文的价值选择:一是吴泰昌对资料性散文富于历史意义的延续,以资料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手法,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可贵的史料;二是吴泰昌对艺术散文的追求,注重散文我的视角,因而很好地寻找到了散文与小说“写人物”的临界角;三是吴泰昌的恋土情结,在大都市唱着村歌,以独特的形式实现“精神返乡”,从而以自己的文化选择,展示着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宋代题名与题名记考论:缘起、新变和审美价值

宋代题名记是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为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体文.宋代题名记承载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功能,如强调吏治、重视教化等.同时又往往于严密的记事之外表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或形容曲尽而委婉从容,或情融于事而平易自然,或借题发挥而说理透彻,其审美价值亦不可忽视.     

发幽阐微形塑典范--吴闿生《古文范》选评思想刍议

吴闿生是桐城派末期最重要的传人之一,其所编《古文范》是现存桐城派文章选本中评点详赡、理论价值很高的一部,选评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内容方面,重视文章中至性至情的自然流露,推阐古人文章中的民主共和思想;章法方面,全面评析了文章起首、转接、提顿、收束等驭文之术;风格方面,崇尚含蓄蕴藉和雄奇恣肆两种文风。此选既能对桐城派文章理论进行总结与发扬,又能结合时代新知对古代文章精义予以新的阐发,在桐城派文章选本编纂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论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它们包括(1)民间信仰与崇尚,具体有鬼神信仰、预兆观念、崇尚智勇。(2)人生礼仪,主要有婚丧嫁娶等俗礼。(3)民间文学,其中包括民谚、民间迷语。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它对我们了解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乃至全国的风土民情、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论汉代的大一统观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

大一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汉赋作家的审美追求。汉赋在审美取向上追求大、奇、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使用了虚构、想象、夸张、铺陈等手法。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奇、丽,则不能不承认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官愉悦。这些美学追求与帝王的一尊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合一”观,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不同的写作理想追求,从理论上为传统写作的艺术相通铺平了道路。他们极力捕捉和表现现实中的重大物质对象,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向人们展示更为宏大的、没有限制的想象世界,而这种审美取向追求以及方法的运用,都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