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结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

本文从多种角度分析了21世纪浙江省的人口战略目标，提出了应实行“一箭多雕”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分析了分婚配模式的“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婚配模式与妇女文化程度“双结合”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强化优生与分婚配模式、分受教育程度“三结合”的生育政策；有选择的大进大出的人口迁移政策与普遍强化优生、分婚配模式、分受教育程度“四结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最后，作者认为，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是实施其他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是实现浙江多种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应作为浙江的首选政策。     

美国对华从“遏制”政策向“和平演变”战略的转换

40年来,美国政府一些献策人、决策人在对华政策方而,有很多问题使人们百思不解。其具体表现为:50年代的既“试图建立两国关系”,又采取“不承认主义”,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威慑”政策;80年代的一方面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又施以“和平演     

“词典”不等于“辞典”

不论在书店还是在图书馆,我们所见到的工具书中,都有大量的《……词典》与《……辞典》,仔细考察,发现二者在使用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既有《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又有《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既有《中国画家大辞典》,又有《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又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既有《成语词典》,又有《成语辞典》。上述“词典”与“辞典”没有区别。不仅如此,一些有关工具书的专门著作,对“词典”与“辞典”的定义也极为混乱,不能加以明确的区别。詹德优先生的《中文工具书导论》分类目录和正文论…     

爱与教育是 “问题少年 ”的良药

现在的家庭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很多孩子不仅生活条件优越,更是家里的唯一希望,被寄予厚望。很多懂事的孩子当然也明白身上的“重担”,希望能成为“精英”成为家庭的骄傲,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注定“平凡”。在“精英”与“平凡”中间漩涡,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碰。我们班的她正是在这样的“旋涡”中,被“阴暗”遮住。     

揭穿“算命”的手法种种

近年来,在一些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中,忽然又笃信起“算命”、“相面”这一套把戏来,并且我还听说这一类活动除了继续用中国传统的一些骗人的手法以外,还挂上了科学的招牌,以致“电脑算命”、”科     

应该揭开“疯女事件”之谜

1 本刊1983年第4期刊登了《“二十年疯女之谜”之谜》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1984年第1期发表了《舆论工具要对人民负责》的文章,对《“疯女”之谜的悬念》进行了评论。本期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其目的都是要揭开“疯女之谜”的谜底。为什么我们要揭这个谜底呢?这得从头说起。本刊1983年第1、2期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了对“道德法庭”的一些看法。这几年,有些报刊辟设了“道德法庭”栏目,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不道德行为而又未构成犯罪的人     

对“控制农村人口剧增的综合方案”的疑虑

《社会》1990年第8期俞德鹏文中,提出一项控制农村人口剧增的综合方案。方案的中心内容是:利用目前农民对城市的强烈响往这一普遍心理状况,立即开始实行“农民的独生子女可以转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的政策,使农民自愿只生一个孩子。我为此方案感到十分忧虑。农民确实强烈向往并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城市,他们的用意当然是脱离农业,摆脱既脏又累,收入又少的种田行当,去端国家的铁饭碗,工作舒服轻松,收     

“一张分”d背后

“钱”,有不少别名,早一些的,有“孔方兄”、“大勒斯”,晚一些的,有“大团结”、“花纸头”之称;而近年来,则冒出来一个时髦名字:“分”。一些个体户爱把钱叫做“分”,把一张十元币叫做“一张分”。十元币怎会变成“一张分?”现象的背后,有社会心理在。按币值,一张十元币应该等于“一千分”,把它称作“一张分”即“一分”钱,币值减少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币值的缩减,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人金钱观念的变化,具体说,即由先前的“重钱”变成了“轻钱”而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些人手头的钱多起来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个别少数人甚至成为百万富翁。钱的增多这一经济存在的条件,必然产生消费上对钱的小视、轻视乃至无所谓的思想。     

“80后”正在进行时

现在的报刊杂志习惯将1980年代出生的人称之为“80后”。这些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便受到社会和父母的特殊关爱。今天，“80后”已开始走上社会舞台，有的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的走上工作岗位在社会上从事各项工作，并到了谈婚论嫁和生育后代的年龄。“80后”有着与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人迥然不同的群体特征，因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关注。     

走出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

伴随“独生子女新生代”的出现,有关独生子女教育的话题也开始在人们的饭后茶余接踵而至:独生子女必然是“小皇帝”、“小公主”或“问题儿”吗?为什么“孩子难教,父母难当”的叹息如此普遍?独生子女教育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这大概是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和关心独生子女成长的人们常常萦绕在心头的问题。独生子女因其“独”在无形中放大了自身的价值,抬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因而强化了为人父母者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做父母的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梦想孩子们能成为他们所期望的人,成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佼佼者。在“高期望”的背后也隐含着微妙的补偿心理和攀比心理:一方面,做父母的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自己的独子或独女身上;另一方面,家长们总倾向于认为自家     

浅论“善法”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已深入人心,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纵观我们亲历的法治实践,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片面认为,只要以法治理国家就实现了依法治国。部分地区搞的以法治省、治县、治乡工程甚至制定了一些违反法律、搞地方保护的侵权之法,与倡导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走入法治的误区。因此,法治建设工程中,“有法可依”“普遍服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所“依据”“服从”之法的“良”“善”是法治又一关键环节,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可以说现代法治必须是“善”法法治,九届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善…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

歧见的来由宋人“说话”不只分“科目”,还有“四家数”的划分,“家数”就是门类。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西游记》神魔故事的先导,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的“说话”家数问题却是个应予解答而又难于解答的问题。其所以然,就在于: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它不只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取经诗话》所属社会思潮的认识,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人“说话”分类标准的理解,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然而,世传宋元有关著作却均未言及《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宋人话本其可确定为“说经”者,似又百不一存,无可参照,要对问题作出密合事理的解答,谈何容易! 唯其如此,所以对《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一些文学史著作审慎地予以回避,只字不提,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些文学史著作认为是“说经”,理由则不外是说《取经诗话》写的是三藏法师西行求法,如北京大学中文     

“华夏”和“蛮夷”

今人每自豪地美称吾国吾民，无不皆言“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当然也有一些其它更具气势而悠远的代号，诸如“龙的传人”、“黄河”、“长江”、“长城”等等。要问理由，似乎简单得毋庸一答。因为传说五千年前有个黄帝和炎帝是我们的始祖，又因为最早有文字记载而非传说的中国王朝国号为夏。并且据专家们判定，至此以降，我们的历史便进入了马克思所言的阶级社会。由于炎、黄和夏后氏都是驰骋立国于黄河中下游两岸的中原地区，再由于以往汉民族统治年代之久长，于是“华夏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汉民族的天下”便自然天成，承传至今。这一…     

“下海”一年亲历记

今天,我又回到了宁静的机关办公室,打开布满尘埃的抽屉,拾起沉睡了一年的钢笔,将我过去一年里“下海”的经历写成文字。希望我的这段生活,能对册些仍在“海”里挣扎或正准备跳“海”的人们以某些启迪。 创业艰难 1992年春夏之际,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犹如“风窄起,吹皱一池春水”,宁静的机关大院打破了往日的沉静,不甘于寂寞的青年人变得不安份了,一颗颗年轻的心骚动着,为机关兴办第三产业献计献策。我所在的单位并非象某些机关那样一年到头无所事事,但日常工作也并不紧张,一帮年轻人经常搞一些社会调查,写写文章,用某些人的说法;“既出名、又     

冲出“人口危机”的螺旋(下)

人口革命的负效应及对策按照上述思路来进行中国的“人口革命”,就象是给病人施一剂猛药,也象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病人在服用猛药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强烈的毒副反应,战争也必然会留下创伤。中国“人口革命”的“毒副反应”和“创伤”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建设加以消化。第一,“人口革命”解决的是往后去的人口问题,对既成的“人口包袱”则无能为力;而既成的人口包袱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危机怎么消化,并不会因人口革命而解决。第二,少生优生带来的“中国的小皇帝”问题,现在随着“只生一个”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问题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社会问题,以至于已成     

为“钱袋”误“后代”令人担忧

现在,农村不少年轻夫妻丢下孩子,背着行李外出务工挣钱。这种为“钱袋”误“后代”的现象实在令人担忧。据了解,农村一些年轻夫妻外出打工心切,为了自己能安心在外务工挣钱,有的将孩子留在家里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有的寄托给亲戚朋友代为“照顾”。还有一些夫妻干脆让刚进初中的孩子在校独立生活,定期寄钱给亲戚朋友代交孩子的学费及生活费。由于一些家长只顾“钱袋”,忽视“后代”,致使一些孩子出现思想道德滑坡,学习成绩退步,身体素质下降的状况。是“钱袋”重要,还是“后代”重要?     

“婚姻梯度”的思考

人类社会存在于婚姻开始,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就存在“男高于女”或“女高于男”的现象。但自从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以后,这种男女双方的差异演变成单一的普遍的“男高于女”。这种一般而论的“男高于女”的现象,社会学家巴纳德叫它“婚姻梯度”。“婚姻梯度”何以会存在?又会带来什么后果?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探讨,并就“婚姻梯度”的存在而导致我国青年在择偶方面出现的一些现象作一尝试性的分析。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中国逐渐打开性学“禁区”

中国新闻社上海七月二十二日电性问题在中国已不再是“禁区”,而开始成为专家学者以至全社会所共同关注、探讨的科学领域。这是今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首次全国“性教育讲习班”的讲师、学员们的普遍看法。中国长期以来,始终避忌有关性问题的研究。五十年代初期,曾出版过包括罗素《性心理》在内的一些性学、性知识的书籍,但到后来,尤其是“文革”时期,性问题又成了“禁区”。由于长期禁锢,造成了一些由性无知导致的性犯罪。近年     

吴建民：官员如何与国际“接轨”

一些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不懂穿衣”、“不会吃饭”，讲话时尽是大话空话套话，有时还带有“暴发户”心态。在国际交往中地方官员缺失哪些常识甲涉外交往遭遇冲突时又该如何解决？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强调：中国官员需补“对外交流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