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

通过对周汉魏晋“故事”的效法进行政权构建,是十六国北魏统治者施政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华“故事”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范例、决策制定的依据、凸显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在十六国北魏君臣的言辞与施政中,相关制度惯例被广泛选择和普遍运用,这既是其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体现。对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开展研究,可有助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柔然与北魏的外交礼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边的国家外交关系中，从公元五世纪初至六世纪五十年代，北方草原的柔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一方。其重要地位可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从五世纪初开始，受到北魏崛起的推动，柔然部族迅速发育国家并壮大，由拓跋部族的附属而成为北魏自始至终的对手。第二，柔然曾长期控制广大西域地区，制约着当地城邦和国家。     

再探北魏对归附者的政策

因为分裂、交战和逐鹿的形势，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之间的人员流动事件极多，各政权十分重视利用归附力量。北魏从一个边陲代国发展成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泱泱大国，是利用归附力量的典范。北魏成功地融合了北方各政权和部族的力量，以及南朝的归附力量，是殊途同归的归附力量壮大了北魏国家的规模，促进了北魏的全面发展。纵览北魏历史，各个阶层的归附者络绎不绝，政府有一系列政策接待、安置他们。     

先秦时期诸子“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重要观念,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激烈论辩,到历朝历代的政治社会实践,无不深受“和合”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强调包容、谐和与统一,倡导兼容并蓄,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哲学的鲜明特色,也为历代士人提供了处理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工具。此外,“和合”思想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独特文化魅力和智慧的重要窗口。至今,“和合”思想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发展、文化交融、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社区的“多民族”化与民族关系的制度化

在多民族国家城乡社区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现象,即社区“多民族”化问题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专利和发明,而是古代社会已有的特征和社会关系模式.进入新时期,社区“多民族”化问题日益凸现,随之而来的民族关系的演变直接促使了社会结构性变迁.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其框架和意义系统,应对多民族社区社会关系予以关注和干预.社区“多民族”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只是过去,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制度对社会变迁过程仍具有引导和重构作用.这是经济与文化发展、市场机制调整与多民族社区个体和群体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     

“IS国”在中、南亚:差异与前景

中亚和南亚地区一直都是IS国重点渗透和战斗人员招募地。但由于现实及历史条件差异,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区域渗透活动的成效及方式存在诸多差异。来自中东的战斗人员已先后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建立起立足点并发动多起恐怖袭击,在中亚地区该组织的影响则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地区渗透活动的加剧,两地恐怖组织的地区整合和跨地区活动都在增长,如果中亚、南亚国家不能协调彼此反恐立场,采取共同行动,瓦济里斯坦—费尔干纳恐怖走廊的真正建成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恐怖前景。中亚和其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存在恶化的可能。     

“脱胎换骨”与“夺胎换骨”之辨说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有名的文艺理论,但后人在使用他的"夺胎换骨"时,往往把它说成了"脱胎换骨"。事实上,"夺胎换骨"和"脱胎换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黄庭坚的文学主张是"夺胎换骨",而不是"脱胎换骨"。     

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

藏族地区的“一妻多夫”婚姻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专题 ,但是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尚不多见 ,一些研究也仍然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本文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一妻多夫”婚姻方面的研究成果 ,特别介绍了美国学者戈德斯坦结合藏族土地继承制度和劳役制度来分析婚姻形式的研究 ;同时 ,联系藏族的婚姻禁忌、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分析了藏族“一妻多夫”婚姻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因素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虽属不同宗教法律文化场域中的金钱损害赔偿制度,但其起源均出自于宗教禁忌规则体系,其本质与当时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环境密不可分。     

“男”“女”汉字失衡现象的文化意蕴分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汉字蕴含并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了解时代文化的"活化石"。本文通过汉字中"男"女"的失衡现象梳理,分析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中的长影印记——以1949—1966“十七年”间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为例

电影歌曲是“十七年”时期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经典之作更是不胜枚举。本文截取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类梳理,以期描写出特定时期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对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启示。     

丽江古城“棒棒会”

锣鼓喧天,金龙飞舞。农历正月十五这天,正是全国各地老老少少闹元宵的喜庆日子,而在滇西北的丽江古城,各族群众除了闹元宵之外,还兴着别有趣味的一闹“闹棒棒”。 这天,随着彩霞在玉龙雪山上舞动起来,暖融融的阳光如金粉一般洒满丽江坝子,安详温馨的古城不知施了什么魔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     

作为民俗概念的“团”——从湘西南一个自然聚落看地方称谓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湘西南一个自然聚落“枫木林”的调查,试图探讨湘西南、桂西北一带山地民族地区自然聚落称谓“团”的起源、发展和特征.本文认为,在这一带的自然聚落称谓“团”已经成为民俗概念,具有地域区分单位和血缘归属单位两层含义.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音心对映”本质下的音乐“美育”新思路

在全面深入推进美育的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实践改革迫切需要向更高阶段发展,找出音乐教育发展所遗留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全面、深入的解决方案,成为我们当下全面推进美育实践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立足于音乐教育实践中音乐本质之“音心对映”规律的存在与确立,针对当下初中音乐课堂中“音”“心”对映受阻问题的分析,着眼于实现“真”“善”“美”融合,提出将器乐演奏课、合唱课、音乐文化艺术之大综合课相整合,构建前后衔接、内外贯穿、循序渐进的系统化音乐课程设置以推动初中音乐美育教育之高阶段发展     

雪峰山深处的“桃花源”

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他所写的《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描绘了武陵地区一个“不知有晋,无论魏汉”,“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便有众多“渔人”来武陵寻找那梦一样的桃花源——那篇文章中描写的安宁、平静、淡然,且人人丰衣足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