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视野下农村治理法治化推进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化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趋势。农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基层政府为"维稳"而"变通",致使农村基层治理缺乏可预期的法律结果;基层司法公信力偏弱使法律在农村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权威,难以产生正义共鸣;村级组织权力运行不规范和宗族势力的"人多势众"影响弱化了村级治理权威。制约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因素包括农村资源缺乏整合、村民参与自治偏少、农民用法热情不高等。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要融合基层政府的权力资源与村域内部的精英资源;通过创新民主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治理;以提高村干部法律意识为切入点,培育法治土壤。     

"审计风暴"与政治文明

“审计风暴”实质上就是要使除国家机密以外的所有公共权力运行都向社会、向人民会开，使人民对诸如“花钱”等公共权力运作的正确性、合脚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必须树立民主理对和依法理财的理念，彻底改变领导决定预算状况卞使人大一经通过预算就成为铁预算，这是治本之策。政府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花到什么地方，是否花得公平、合理、有效，都不应该逃过人大的眼睛，这是人大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于我国政府审计来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独立性，特别是提高地方政府审计的独立性。     

浅论“阳光政府”

“阳光政府”是政府权力依法公开运行、政务信息依法向人民公开、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为民服务的政府,其本质是执政为民的政府。“阳光”,体现的是行政价值与原则的统一,并非信息公开、管理公正和透明的政府三个原则和理念的简单拼凑,而是以最大化的民主参与精神将三者有机的联系起来。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     

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核心”与“增量”

民主问题的核心是合法性和权力制衡。合法性是指执政党和政府要通过民主的程序和方法来赢得国内外认同,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民主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是选举。权力制衡是指任何机构和官员的权力都必须安排一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制约,以使权力主体都达到权责平衡的状态,从而减少权力的出轨和腐败。权力制衡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是权力的多元分设。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民主政治的新政策,都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运作的合法性原则与权力制衡的方向。     

监督:民主政治的生命线

我国近几年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这逐渐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民主的经典涵义,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现今的政治实践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人民中的多数亲自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     

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

一．“法治民主”与“自由民主”现代西方学者关于民主政体的判断标准有三次演变：２０世纪中期以“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三者并重；此后熊彼特批判了“来源”和“目的”的含糊不清而认定“程序”具有决定意义，即“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此后，亨廷顿认为“选举民主”还有疏漏，主张以“自由民主”来为“民主”作更准确的定义，当然，“自由民主”的核心还是选举［１］。不知他们是否注意到，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勾画出一个“法制民主”…     

规范我国税收宏观调控决策程序的建议

众所周知、权力分配法定化、合理化，权力行使程序规范化，责任追究机制法治化，这是保障国家权力法治化运行的三个关键环节。本文为此具体探讨了我国税收宏观调控决策程序的现状，探讨了规范我国税收宏观调控决策程序的建议。     

以"四制"构建民主开放的用人新机制

选好干部,用好干部,关键靠制度、靠机制。阜宁县积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了以“公推公选制、任期目标制、岗位责任制、考核奖惩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开放的用人新机制,给干部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公推公选制:依靠人民群众选人,选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完全一致性,决定了干部人事工作中“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高度统一性。这就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民主,更加注重实绩,将群众公认作为选任干部的重要尺度。公推公选把党管干部原则、民主选择机制和公平竞争方法有机结合起…     

河北大名县“六步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当前,“一把手”特别是县（区）委书记权力过度集中、放任式民主和用人责任虚化、放任式民主下的暗箱操作等问题,制约了干部用人制度改革。河北大名县以推进党内民主为抓手,提出了“六步制”干部用人制度,运行上阳光公开、操作上简便易行,通过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在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和暗箱操作方面提供了一务可行路径。     

四种"民意"不可信

民意是一种民心和民声,是人民群众意愿、意向、意见和意志的反映。发扬民主,尊重民意,是民主国家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民意却被贪污、挪用、亵渎了,流露出来的是虚情假意。对这种“民意”需要甄别,不盲信、不轻信、不宜信、不可信。下列四种“民意”值得我们慎察、慎思、慎信、慎纳。权力监控操纵下的“民意”。2003年,黑龙江省发生“政治地震”,5名副省级及一批市厅级干部落马。令人费解的是,这5名副省级高官当时均高票通过了人大代表“民意”这一关。难道是人大…     

现代治理视域下“官吏制约”的困境及超越

"官吏制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官治、权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具体来看,在现代治理变革中,"官吏制约"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对现代人本价值理念遵循、现代为民服务目标导向、现代民主法治思维方式运用的消解。为此,应超越"官吏制约",转向法治化治理。首先,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尤其是增强民主法治思维;其次,健全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尤其是加强对权力的法律监督;再次,建立依法协同治理体制,尤其是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优势。     

党政权力清单: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乡镇党政干部的工作创新。然而,在深入实现法治化建设、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乡镇党政权力边界混乱、无法实现法治化的问题。推行乡镇党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地方政府有自发创新体制的激情及相应的能力,对基层制度创新的程序及操作方式娴熟,党政权力关系法治化基础良好,以党政权力清单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具备了可行性。     

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分析

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公共权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权力的特征,即垄断性与公共性。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运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或者是公共权力主体以权谋私,便会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公共权力的异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降低公众对公共管理和政府的满意程度,并最终会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必须防止公共管理过程中权力的异化,保证公共权力的合理运行。     

“乡贤治村”调查

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基层治理民主法治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工作的基本主题.当基层制度基本完善后,快速城镇化又引发农村人才流失问题,致使人的因素作为制约农村治理的主导因素被凸显.围绕谁来治村的问题,“乡贤”作为一个时代主题被提出.“乡贤”治村强调治理者的个体人格因素,与民主法治化的制度建设存在一定张力.唯有将人的因素与规范制度因素有效结合,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拓宽权力监督机制的路径选择

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必须着眼于规范权力运行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此,必须完善制度,加强党内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拓宽路径,发挥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监督的作用。     

地下监督：反腐败该不该“无间道”

毋庸置疑，要把干部监督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发扬民主，用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更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入手，将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下面，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价值凸显与方向优化

协商民主过程因为数字技术的嵌入而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覆盖力，数字协商民主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主体参与、更为丰富的议题讨论、更为平等的协商对话、更为精准的监督监管。其对于现代治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基于联结功能创新的民主动员，基于全样本特征的共识凝练，基于权力关系改变的民主活力激发，基于机会均等趋势的公共精神强化，基于大数据功能的权力制约路径创新。虽然协商讨论数字化特征的强化有助于拓展民众的参与空间而提升民主效果，但技术与制度要充分协调而保证内部一致性，以避免部分居心叵测之人借由技术操纵而“打擦边球”或“绑架民意”，造成“伪民主”。须明确：数字协商民主的运行基础在于对组织制度规章的绝对遵从，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数字协商民主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基础和制度方向，在加速技术创新之前应先提升政府行政价值；数字协商民主的起点在数字技术，但落脚点始终在协商民主，政府应避免陷入“技术迷信”误区。     

青岛市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促进权力规范透明运行的实践与探索

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的本性,因此,对权力运行,必须加以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促进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和高效政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青岛市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制度＋科技”、“规范州孓开”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模式,从源头上防范腐败问题发生,有效促进了行政权力的依法、规范、透明、高效行使。青岛市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总结分析。     

权力制衡理论发展对完善我国权力监督体系的启示

权力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一旦失衡便会祸国殃民,因此权力制衡是世界各国宪政的最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权力制衡机制,谋求建立科学、民主、高效、和谐的权力监督体系,但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等不和谐现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