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绿营兵研究述评

绿营兵研究始于清咸丰年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有了较大发展。百余年来,学术界从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专题方面对绿营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今后,应从整体上比较绿营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营制和兵额变化,加强汛塘制度等薄弱专题、绿营兵与八旗兵关系、绿营兵作用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论清政府的军事制度对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制之师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军约有二十万余人,主要驻扎在京畿和东北一带,其他的分驻在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中,京畿和东三省旗兵均没有调动,故大部分八旗兵没有参战.绿营兵有六十万,是鸦片战争的主力,所以,本文研究清朝军事制度主要以绿营军制为例.一、营制与守汛之制使清军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纵观整个鸦片战争,清军基本上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诚然,在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缺乏近代海军的条件下,在这漫长的沿海线上要机动策应来回迎击,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战场看,这是可能的.如浙江、江苏战场,镇海、宁波、慈溪、乍浦、镇江、南京等战略据点相距大都在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当时清军有一支数量比较可观、有一定战斗力的机动部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论清廷对台军事政策视域下的岚台关系

清朝收复台湾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台湾地区实行了有别于大陆绿营兵制的沿海军事联防制度——班兵制.这一制度总计持续了200余年,戍台班兵主要从福建全省水陆各镇抽调,海坛镇(海坛即今平潭)是主力之一.这些渡台兵丁不仅承担了戍卫台湾的重任,而且带动了福建人民移垦台湾的浪潮,在开发台湾及促进两岸人民的交往及文化的交融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甲午战争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甲午战争与中国军事近代化刘子明１８９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清军的掺败，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清朝军事建设的全面落后。袁世凯说：“中国军政废驰，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简议清朝传统军队裁汰、更新机制

经制兵与勇营是清王朝新军编练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兵民相分”的建军指导思想下,传统军队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尤以士兵的淘汰更新机制为明显。首先,传统军队缺乏必要的裁汰更新机制,导致军队中老弱羼杂,战斗力低下;其次,为提升战斗力,节省经费的裁并,又因为“兵民悬隔”而产生众多弊端;第三,在近代历次对外作战中,清朝一线作战部队都受到后备力量缺乏的影响。在清朝中后期国防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清朝军队必须实行更为合理的裁汰更新机制。     

曾国藩湘军的宗法性及其命运

清朝末叶,太平天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全中国,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政权岌岌可危, 清政府从统一全国后很少大规模用兵。和平的环境、优厚的待遇腐蚀了曾一度横扫中国的八旗铁骑。代之而起的绿营也因时间的推移很快暴露了其本身的弊病。军官的腐败、士兵的涣散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     

清代新疆南疆通事的来源

通事即衙署中充当地方民族语言翻译的人员 ,本文专指维吾尔族通事。其虽不入伯克之流 ,但他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有较大影响 ,清代新疆南疆通事的来源主要有 :1、通事最初来源　清朝刚刚统一新疆 ,乾隆帝就说 :“通事苦累回人 ,甚于乌沙克等语 ,此等通事皆吐鲁番、哈密之人。”通事均由吐鲁番、哈密人充任是与吐鲁番、哈密特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的。首先 ,南疆没有产生通事的社会条件。在新疆建省 (1884年 )前 ,清朝对南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 ,主要表现为 :驻扎南疆的的八旗、绿营兵 ,均有专修的汉 (满 )城驻扎 ,《钦定回疆则例》也明确…     

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

湘军是一支针对绿营腐败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而层层招募、层层隶属的军队．它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弊病，却形成了各系各派和下级只服从直接上级因而难以统一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之所以能对湘军指挥自如，主要是因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践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对加强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现象产生的制度原因入手,阐述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当前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提出了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建立教育、监督、惩治的对策,构建党员干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机制。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清代东北边疆户口管理体系及其演变

清朝前期的东北边疆户口管理主要实行编审制度,其重点通过"编审"了解"人头"而征赋税。清朝中后期由于"摊丁入地"政策的废除,加之后期东北放垦,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东北地方主要运行"保甲制度"管理户籍,以加强社会治安。清末,东北实行新政,设立"警政"来监控人口,使户口管理进一步正规化。整个户口管理体系的演变与有清一代东北的经济、政治、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论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道光皇帝被迫允签了《南京条约》,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放弃。道光之子咸丰登极不久就宣布,“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显示出他严守旧制的态度。然而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清政府就一反惯例,实行了“借师助剿”。“借师助剿”表明清统治集团传统闭关观念和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清统治者是如何从“华夷之辨”转为“借师助剿”的?无疑是与咸丰时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妥协派有关。由于在妥协派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史学界尚未见完整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太平天国革命在桂林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清咸丰二年)4月18日至5月19日,围攻桂林之役,是太平天国起义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战争的经过比较曲折。在持续32天的时间里,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历经了大小水陆24战,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为后来的挥师北上北伐中原,攻取南京奠定了基础。关于桂林战役的一些问题,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作过很多考证研究,为后来者认识太平军围攻桂林之役作出了贡献。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深入研究围攻桂林之役,从各种文献,方志、论著、泰谕、书     

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时期.其财政发达虽十分显著,但"钱荒"、"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却贯穿宋代始终,从而形成巨大反差.这是与其赋税征收之弊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就造成此项弊端的成因、弊类等方面作一探索,从治国的大略、官员的腐败、征收制度的管制不严等方面作一分析,以探究其深层次内涵,并时当世有所借鉴.     

对太平军的历史考察

太平军在早年 ,分别男营女营 ,实行圣库制度 ,纪律严明 ,战斗力甚强。后来 ,成员日益复杂 ,粮食供应困难 ,男女混杂 ,纪律日坏。太平军兵由将招 ,饷由将筹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以同乡为外围的大大小小的集团 ,较清军的绿营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 ,其弊端也突出显现 ,各集团之间互争雄长 ,互相仇杀 ,损失惨重 ,成了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