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的包容性基点:中美欧数字贸易规则比较研究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未成形,各国正试图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兼顾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实现全领域发展主体的普惠性共享式参与。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美国、欧盟当前数字贸易规则实践,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吸收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大国优势,尝试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数字贸易体系;美国基于技术优势,试图以技术霸权掌控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欧盟作为全球最大数字贸易市场之一,追求“数字主权”,寻求严苛细致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通过对规则制定和三方既有法律法案的比较,文章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数字贸易规则在网络安全、数据分级保护、数据安全评估机制等领域条文表述相近,因而存在包容性发展的可能。这为未来在数字贸易领域中,三方开展更大范围合作打下基础,为实现全球数字贸易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与中国利益

随着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首先，通过对目前多边框架内的207份WTO电子商务提案、48份WTO“电子商务联合倡议”提案、《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进行全样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美国、欧盟等核心经济体在WTO框架内就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谈判目的、谈判导向、谈判模式、机制路径、谈判焦点，以及特殊差别待遇原则均存在显著差异。其次，《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是WTO未来开展数字议题谈判的基础，反映了核心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程度、开放水平、监管理念差异带来的利益分歧。因此，现阶段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云服务、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等数字贸易“新”议题上具有较强的守势利益，在物流服务、数字支付服务等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传统货物贸易升级，以及5G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具有先发优势的议题上具有较强的攻势利益。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警惕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使用非关税壁垒,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滥用世贸相关规则等。突破新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措施;加快立法和相关标准的制定与修改,企业强化内功,加强民间中介机构的协调作用。     

服务贸易:中国的战略意义与政策选择

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异军突起 ,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也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本文论述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涵义 ,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原因和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意义 ,并讨论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     

俄罗斯贸易体制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应对对策

俄罗斯正积极加入世贸组织,这必然导致俄罗斯政府在贸易体制政策上作较人调整,也将对中国对俄贸易与投资产生很人的影响.俄罗斯贸易体制的调整对中国在埘俄出口、对俄投资及对俄劳务输出方面将会提供良好机遇;同时,俄罗斯贸易体制政策的调整也对中国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为此中国应当在规范中俄贸易,加人对俄投资力度,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以适应俄罗斯贸易体制政策的调整,迎接饿罗斯加入、WTO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法对国家贸易安全的保证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最明显的特征,从根本上推进了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各国间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促成了全球统一规则的基本形成.为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经济活动安全进行,并进一步推动国际交往扩张和深化,国际贸易法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实现其对国家贸易安全充分的保证.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发展证明了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也为我国的贸易安全敲响了警钟,欧美等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进行贸易保护,使得我国贸易利益无法保障.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熟练掌握WTO规则以及其他国际贸易法规范以保证我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贸易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所建设的现代化强国,必然是一个世界文化贸易强国.要实现这一战略性目标,必须建设一个既立足中国国情和综合国力,又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变化的对外文化贸易体系.它主要包括建立培育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市场主体、形成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空间布局、确立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目标市场、创新对外文化贸易的制度、参与新的国际文化贸易规则的制订等方面内容.     

改革与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政策意味着什么

农业贸易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入世谈判中经常处于中心地位。许多主要分歧和难点问题都涉及农业 ,而入世则将要求中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改革。农业问题谈判中出现诸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许多农产品的贸易政策上没有进行过改革。这一改革的延迟 ,加上ＷＴＯ农业规则的复杂性 ,使ＷＴＯ条款的落实也将非常复杂。当中国完全重新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时 ,它也将重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大体一致的农业贸易体制。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对农业贸易政策提出一些严格的要求 ,而这一领域中中国所承诺的特殊规则将使它不能沿袭较早时候东亚那些神奇经济…     

国际粮食贸易规则之演进——对国际粮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从国际粮食贸易规则演进过程看,《国际小麦协定》作为一种政府间粮食贸易合同,因无法满足多重政策目标而不得不转变为粮食贸易信息交换平台,西方粮食大国作为粮食出口方,不具谈判优势,但能够主导GATT/WTO粮食贸易规则在其粮食战略下制定。本文认为,中国在未来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应重点关注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并积极参与区域规则的制定。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弱点。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为此,我们应该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建立发展对外服务贸易的政策保护体系;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和外资力量发展对外服务贸易;形成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中心区域;把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现代对外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把海洋运输服务业作为传统对外服务贸易领域优先发展的重点;引导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发展对外服务贸易;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日美贸易失衡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以产业冲击为视角

中美贸易失衡是继日美贸易失衡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又一关注焦点,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通过从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入手,对日美贸易失衡中的产业冲击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中美贸易和日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的影响、贸易对就业的冲击、产业竞争与互补程度以及出口管制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构成了实质性冲击,与中美贸易失衡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存在本质差异。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责难中国,并借此发动贸易战,是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有偏见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托词,中国需要在谋划中美磋商和反制的策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及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等方面进行政策应对。     

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法律与中国的对策

各国对农业的保护由来已久,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地将农产品重新纳入国际经济合作的范畴后,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均对各自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日本作为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农业保护思想和传统做法的发达国家,其调整后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极具特色,保护主义色彩依然浓厚,这给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中日之间农产品贸易摩擦日渐加剧。本文结合实践深入探讨了日本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与法律的形成、发展、内容、体系与特点,并结合日本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的立场,提出了中国的应有对策,以期为妥善解决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提供理论支持。     

区域经济组织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挤出--基于中国视角的验证与对策

区域经济组织的兴起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冲击，其基本原因在于区域经济组织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消极因素，这些都为区域经济组织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挤出效应埋下了隐患。这在现有所谓社会网络模型中得到充分验证。因此协调好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和可持续发展就有着重大的意义。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贸易水平实现大幅度提升，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趋利避害，谋求消化区域经济组织对现有全球贸易体制的挤出效应，扭转两者零和博弈的内耗，进而追求自身与全球的经济贸易利益持续健康发展。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服务的价值与服务的可贸易性两个视角 ,探讨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服务产品 ,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服务贸易的价值基础 ,服务具有可贸易性是服务贸易发生的前提条件。文章将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服务业 ,置于国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中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长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论文还就国际服务贸易及其发展概况、服务贸易与经济全球化、中国服务贸易的基本状况和入世后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

广义上的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有适当的竞争规则的存在。在GATT的历史上以及WTO的实践中,都能体现出这一点。在WTO体系中是否需要一个专门的竞争政策立法,正在受到世贸组织各成员方的关注。多哈谈判中各方的分歧也显示出各成员方对该问题的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对竞争政策的要求更为强烈,但是,竞争政策在WTO框架内将会得到怎样的实现,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论GATS例外规则对ESM机制的非替代性

在WTO成员方关于ESM机制的谈判中,反对方认为GATS业已存在的例外规则排除了ESM机制的必要性.但是,GATS现有的例外规则各有其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功能,它们在启动程序和条件、适用范围、存续期限、争端解决、法理基础等诸方面也与ESM机制截然不同.ESM机制是与GATS现有例外规则完全不同的贸易救济措施,服务贸易领域必须建立保障措施制度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不仅应坚持ESM机制必要性的立场,而且应积极参加有关谈判,以精深的研究为ESM机制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用广泛的实践证明ESM机制的可行性,力主早日确立ESM机制.同时,深化我国在ESM机制方面的实践,完善服务贸易保障法律制度.     

是威胁还是互补——对中日贸易关系性质的考查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加入 WTO以及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为背景 ,日本国内涌动着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思潮 ,认为大量中国廉价产品的进口 ,对日本相关产业构成了威胁 ,导致国内企业破产和失业增加 ,并加速其产业向中国转移 ,进而导致出现产业空洞化问题 ,甚至将本国经济低迷现状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相联系 ,这将不利于彼此间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对日本构成威胁 ,两国贸易关系的性质如何 ,本文将通过对具体数据的分析 ,以期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二、对中日两国贸易…     

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与中日贸易模式

19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扩张，以两国极不对称的经济表现为背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然并未妨碍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张。本文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19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1)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