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权的传播政策管窥

传播政策在安倍晋三的政治经营中,兼有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色彩,地位重要,受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安倍的传播政策阶段性特征明显。在成为自民党总裁前,安倍重在塑造“新生代政治家改革旧自民党”的形象,由此成功掌权。成为总裁及首相后,其传播重点移至更大目标,即在国际上塑造“美丽的国家——日本”。研究安倍的传播政策,需要分析组阁中安倍晋三任命的一个关键人物——传播事务首相辅佐官世耕弘成。世耕作为安倍集团的核心人物,今后将负责打造一种新型传播体制,对内推进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形象,为实现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论安倍大战略调整的目标与手段

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大力调整日本大战略。他秉持政治右倾化的理念,将"夺回""强有力的日本"作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安倍全面改造提升大战略手段:经济上通过内部增长战略和外部经济外交重振日本经济;政治上以转变安保体系增强军事行动力、以战略性的外交活动提升外部影响力;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右倾化思潮取代和平主义的主导地位、为大战略调整提供精神动力。经过此轮战略调整,日本政治右倾化更加明显,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     

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2006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组建起新的联合政府,开始了战后出生的政治家领导日本的新时代。政治属性上以战略派为主要特征的安倍政权产生,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脱离战后”意义上的政治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日本对外经济战略调整动机及其对华启示

安倍晋三二次拜相后,日本开启了本轮对外经济战略调整。本轮调整呈现出了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普世化、追随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调整、重视务实性区域合作等三大特点。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刺激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化。当前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际竞争、国内改革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动机考量。分析日本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其本质,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一定的启示。     

莲舫:挑战安倍的华裔女强人

正莲舫被称为日本“希拉里”,她的身上不只有成熟,或许再过几年,莲舫成为日本首任华裔女首相也未可知。命运,一直都被她紧紧地握在手里。近日,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很忙,忽悠特朗普加入TTP之后又得紧接着应对普京在北方四岛的幺蛾子,但是国内依然不省心,跟据《东方早报》的报道,安倍首相和日本国会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魁莲舫进行了一番辩论,全场唾沫横飞,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8):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杨伯江主编2018年4月出版/99.00元ISBN 978-7-5201-2438-6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南开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日本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研究成果。书中对2017年度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诸领域做了回顾,特别是围绕第48届众议院选举、安倍"超长期执政"背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