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弹性、变革程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演变,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也日益频繁,但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略有不同。既有研究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等多种视角对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变革的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文兼顾外部因素与制度内部属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尝试基于制度弹性和变革程度来分析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差异。其中制度弹性受制度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影响,变革程度则受变革能力和制度取向的影响。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类型可概括为搁置变革、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创建。通过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IMF改革、欧盟与新兴国家推动G20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投行等案例进行分析,基本可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对于中国而言,今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制度,对此要更加重视制度变革研究,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促进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及理论流派争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全球环境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在环境领域中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但是由于其吸取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跨学科特征,所以在学术思想、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上极为错综复杂和多元化。鉴于生态危机对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环境议题已经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在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内部也逐渐被主流化。然而,对环境恶化过程的认识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本文通过追溯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论述传统主流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其他新兴理论流派之间的学术争辩,旨在阐明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特性,探索对国际关系学科独到的贡献。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论国际制度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国际制度对每一个开放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可以透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并以国际制度理论深入分析每一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处理好国际关系,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全球伦理与国际伦理

全球伦理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适用性。国际伦理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交往性事务和活动时所应遵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各个国家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观和伦理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相对于道德呼吁和道德愿景式的全球伦理,国际伦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在伦理行为的主体、伦理发展的基础以及伦理调节的手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我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快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国际治理人才不仅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更需要自觉的家国情怀、崇高的理想抱负和真正的全球视野。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使用。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20年。从开始谈判到正式加入履行承诺,中国主动对标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完善已有贸易法规制度,提高贸易制度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国际化。中国“入世”对全球增长有显著推动效应,对降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亦有贡献。“入世”后中国更注重贸易制度国际化,重视协调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贸易制度与全球贸易体系融合演进,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中的角色作用更加突出但也更具挑战性。面向未来,中国应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签署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提高贸易制度国际化水平,建设性参与WTO新议题谈判,以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

从国际气候谈判开启至今,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和变化,经历了"积极被动的发展中国家"、"谨慎保守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三种身份定位。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身份定位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作用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身份定位及积极作为。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另有多位学者嘉宾受邀出席。与会学者们围绕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治理模式与政治实践、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发展道路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建设、各国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研究的知识与方法、中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