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船山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进入近代以后 ,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发掘得以复苏 ,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等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 ,为思想家们所接受和创新 ,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王夫之对朱熹理学的批判

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晚年长期住在他的家乡湖南衡阳县的石船山下,因而后人又称船山。王夫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封建社会末期,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力量,向变种的孔学——程、朱理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无情的批判。在儒法斗争史上,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被称为“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封建社     

船山学社举办“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学术讲座

<正> 船山学社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至廿日,在长沙举行“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讲座,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船山学社社长吴立民主讲。湖南省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教学、研究人员及有关文物、博物工作者三十多人听了讲座。内容分五讲:道教简介、丹法要旨、《远游》浅析、《愚鼓词》讲略、《十二时歌》大义。吴立民同志指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身世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似。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探讨黄老养生之学而益彰;待机报国的抱负,因研王乔炼气之法而更显。船山先生以丹法注屈子《楚辞·远游》,献身报国之志,即寓其中.     

船山启蒙思想问题讨论综述

<正> 把王船山列为启蒙思想家,始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在四十年代中期,老一辈专家学者如侯外庐先生等人,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船山.认为王夫之具有“近代人本主义恩想”.①四十多年来,特别是1962年和1982年两次全国性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一种认为不具有启蒙性质。分歧点主要体现在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对明清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船山模型的当代意义

<正>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衡岳钟灵,昭苏环宇。近世以降,伴随着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曲折征程,船山之学启迪了数代不同思潮的思想家和学者——由曾国藩、郭嵩焘,而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而毛泽东、侯外庐,而熊十力、贺麟、唐君毅,等等。所以者何?根本原因乃在于船山学为人们提供了与时代走向相契接的思想资源。然而我们却不能对淹博如海的船山学术思想作维度单一的诠解,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不同流派的学人—一洋     

陈远宁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陈远宁先生不仅长期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与人合作编写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又独自撰写了《王船山政治观研究》和《船山易思想研究》,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创获甚多,对船山学的发展贡献甚大。     

征稿启事

<正>《船山学刊》创刊于1915年8月,现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本刊以研究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船山)思想为核心,以研     

清代湖南王夫之著述刻书

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把船山思想放在时代的座标系上进行比较

<正> 评价船山,将船山与前代思想家比,他的辩证法、朴素唯物论、进化历史观都达到了古典哲学的高峰,其民族思想超越前人之处也是明显的。如果我们将船山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与西方同时代的思想家比,就可以在时代的座标系上,更科学地确定船山政治,经济思想的位置。十七世纪中国和西欧的历史事实说明,衡量当时思想家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只能看思想家对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态度;黄宗羲生活在中国最早出     

关于船山思想的性质的两点看法

船山思想是否具有启蒙的性质以及船山是否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问题,这是牵涉到对船山思想的总评价的大问题,我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现在仅据个人浏览所及,就有关的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想法.首先,什么叫做启蒙思想?具备什么样的思想才叫做启蒙思想家?这在欧洲哲学史上本是没有问题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但是,我国封建时期的思想传统同欧洲中世纪是有区别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制度也有所不同,因而尽管双方在历’史将要跨入近代或开始跨入近代的时候都有一个启蒙的任务,其基本的性质也相同,即都是使人们从封建主义的蒙昧下解放出来,但表现形式却有区别。在欧洲。     

论船山易学中观卦思想的时代阐发简

王船山理解《周易》，进而形成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明亡清兴的社会背景。对于怀有理想的王夫之来说，《周易》的理论在危难时刻给予了他精神上的鼓舞。尤其是观卦的卦理，更是在治理国家、修行自身、严防夷狄等方面，指导了王夫之的治学治国思想。     

王夫之的道器论和道义论

清代思想,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是一种综合的批评。清初学林,硕儒辈出,世推顾、王、黄、方为一代宗师,然以思想的博大精深而论,尤以王夫之(船山)为最。顾炎武以经学、史地、音韵而称著,黄宗羲以《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领袖群儒,方以智则学识渊博,精“通几”且通“质测”,以博学清操动天下。他们没有象王夫之那样全面总结中国古代思想的遗产,糅合新的时代精神,铸成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实为清代学界所鲜有。虽然王夫之在世,文章不显于朝野,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但人称船山为清初第一大家,实不为过誉。本文拟对其颇富特色的道器论和道义论加以诠释。     

船山著作刊印和思想传播的风雨历程

船山“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的学术信念是支撑其“残灯绝笔尚峥嵘”的动力源泉。整体上考察,船山著作的确是在其两百年后始显,船山之道经近代以来无数学人的推阐传扬,而今正处在“其道大昌”的发展历程中。近代以来对船山学的推阐走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比较可观的研究成就,但是就船山学的博大精深和别开生面而言,值得研究和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船山学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促成“其道大昌”还需要船山学人做“久久为功”的深入系统研究和面向未来的开拓创新研究。     

试论王夫之的人文精神

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和人权思想。批判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权,仍有其启承和借鉴意义。依入建极的人本思想人与天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古代多少哲学家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这方面,船山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在《周易外传》卷一《泰》卦中说：“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度,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船山认为,“道”涵…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论王夫之的西学观

<正> 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如何看待当时的西学?他的思想究竟与西学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一)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王夫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思问录·外篇》)。“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对象。王夫之肯定西学之“质测”,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技里的近代因素——实证精神,表现出大思想家的锐利目光。     

王夫之经济思想初探

一、王夫之经济思想的根源及其总特点王夫之(1619一1692)字而农,别号船山先生,祖箱江苏高邮,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中等地主阶级家庭。王夫之是中国早期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发展均处于急剧变动的时代,正如当时一些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天崩地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时代,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一个“坐集千古之制,折中其间”,“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时代。这是中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的时代。明代中叶以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它的末期,至明末清初,江南市民经济业已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日益腐化的地主阶级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和提高剥削率成为可能,原有的农村封建经济日趋破产。特别是嘉靖以来,社会经济一度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情况。伴随农村经济的破产,城市工商业却有所发展。原始商业资本积累的增长,手工业中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破产农民流入城市,都提供了使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