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颐天理史观辨析

程颐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本论,运用在观察和处理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则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是天理论,故亦称天理史观。对程颐的唯心主义天理史观,以往论著贬斥者多,论及合理因素者少,此似失之偏颇。平实而论,程颐论史亦有诸多妙处,故有辨析之文。 一 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颂就认为“天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程颐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

程颢、程颐兄弟的哲学思想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差异何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不同的,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不必细分。我们认为二程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但并不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本文仅就二程理气说的异同谈一点看法。 一 “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二程所谓“理”的含义有什么不同呢? 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遗书》卷十一)程颢所谓“天”,非指物质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天者,理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便是理。“理”又称为“道”或“天道”。程颢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同上)     

“程门立雪”的现代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一段尊师佳话，叫做“程门立雪”。北宋时，河南有两位名望很高的人，一个叫程领，另一个就是他的兄弟程颐，俗称“二程兄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当时有位名叫杨时的人，非常仰慕程领的道德文章。有一年，程领到杨时为官之处讲学，正值场时奉命调任，但他宁可辞官不做，坚持要拜在程颢门下。杨时向程颢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益非浅，当他离去时，程领目送着他并对旁人说：“我的学术后继有人”。四年之后，程颢去世了，杨时又拜程颐为师。这时的杨时，已经是40岁的人了。一天中午，他学习上遇到疑难问题，需…     

杨时略论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谥文靖,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将乐县)人。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登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土,历官浏阳、余杭、肖山知县,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龙图阁直学士等。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他29岁先拜程颢为师,40岁又从程颐,素有“孔子道脉,程子箴规”(朱熹语)之誉。而且,他也是北宋末南宋初传播“伊洛之学”的首要人物。二程洛学影响江南士人,传至江西、福建,实得力于杨时和游定夫,而又以杨时为最,“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宋元学案》卷三十五《龟山学案》)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程的“以易胜佛”与儒学的突变

新儒学(宋明理学)以谁作为“奠基人”?有的说二程,有的说周敦颐,有的说张载,也有的笼统说北宋五子,等等。笔者认为,如果将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即以伦理思想为主导并使之提高为本体当作衡量的尺度,那么,程颢和程颐兄弟作为新儒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二程“以易胜佛”所形成的理学思想,乃是儒学实现由宋明以前的旧的形态突变为新儒学的关键环节。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论二程的“道”范畴——兼论二程哲学体系结构特征

<正> 本文拟就二程(程颢、程颐)的“道”范畴兼及二程哲学体系的结构特征,谈谈自己的浅见,请学术界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二程以“理”为最高原则构筑其哲学大厦,这种理论已成为哲学     

“敬以直内”与“敬义夹持”:二程敬论之别

二程对敬论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程颐以“敬以直内”为根本阐释“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程颢以“敬义夹持”融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程颐的“敬以直内”以主一无适、整齐严肃为特点，程颢的“敬义夹持”以敬义一本、与物同体为特点。朱熹把程颐敬论的工夫义与程颢敬论的境界义整合，在心已发与未发处加以深化，并加入常惺惺、敬畏等内容，丰富了敬的知识体系，把传统儒学中的敬论推向高峰。     

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

从万物一体角度诠释“仁”,这是宋代新儒家程颢运用孟子学说资源对儒家的仁说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程颢所理解的“万物一体”接近于“万物共体”的意义。后来程颢的论说不再侧重万物是不是一体,而是认识不认识万物是一体,强调仁者是通过理性认识了解万物一体的事实或真理。尽管程颢将论说重心作了转移,却并没有解决万物一体说的根据问题。     

论二程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理性主义实质

程颢、程颐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理气关系和穷理尽性的问题。二程哲学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本文试图对此从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剖析。 二程唯心主义理气观的特征(理性主义的哲学依据) 在理气关系上,二程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提出了理与气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并特别严格地坚持两者的界线。程颢批评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就是认为张载混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者的界线。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遗书》卷十一)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及作为全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改革的反思与社会文化的改造：程颢程颐政治哲学的解读

程颢程颐洛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文章力图从二程对北宋改革的反思入手,围绕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大中之道”,重新解读二程的政治哲学;通过分析二程所提出的既不同于新党王安石变古更法,也不同于旧党司马光安常习的第三条道路——“大中之道”,阐述其为推动政治改革而提出的社会文化改造工程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