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救灾外交因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灾害的爆发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救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救灾外交既有别于传统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在大外交理论框架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     

冷战后日本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简析——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在面对饥饿、自然灾害、战争等全球性议题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考察冷战后日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起因与进程,可认为巩固日美同盟、维护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是日本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体系性因素,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换回日本妇女回乡探亲、实现被绑架日本人回国等国家利益则是推进日本对朝援助的进程性因素。人道主义援助是日本维护和增加在东北亚地区政治权力、实现对朝接近、保障国民利益的外交工具。     

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

全球卫生外交是卫生健康同外交工作相结合的产物,跨国性突发卫生事件的频发是全球卫生外交不断发展的前提。全球卫生外交,是以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主要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依赖卫生、外交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通过国际医疗合作维护本国利益以及促进全球健康治理的外交实践。全球卫生外交在21世纪呈现新的特征:客体特征上,卫生和外交的融合日益紧密;主体特征上,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主体在增加;方式特征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并存,且竞争性有加剧趋势;模式特征上,各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全球卫生外交。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同时,在实践上有五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63年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卫生外交,2003年抗击非典倒逼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卫生合作,2014年援非抗埃是中国成建制参与的全球卫生外交行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色。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俄罗斯外交转型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2012年以来,内部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普京重新当选总统等因素促使俄罗斯外交出现转型,乌克兰危机则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本文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转型的传统背景和现实原因,认为此次转型背后有一个必然和偶然变量累积的过程。俄罗斯对欧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国家软实力和国家认同建设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不仅注重围绕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改变外交政策,也通过改变公共外交方略和整合国内政治认同来影响外交工作的绩效。这些转型特点不仅体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渐变性,也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两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利益、观念和政策的冲突,但这种挑战并不能埋没中俄采取适当方式将矛盾化为机遇、进一步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21世纪西方科学外交的内涵、概念、功能与困境

西方科学外交肇始于21世纪初,主要关注科学合作、国家间关系及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等议题。由于科学外交的新兴属性与内涵的多样性,西方学界对其概念未有相对一致的看法。总体来说,科学外交是一个外交领域和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科学外交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带来的挑战和局限不容忽视,其作用的发挥面临着客观现实与传统政治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科学外交为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新形势下,中国需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外交战略,坚持主权平等和科学原则,聚焦共同利益,共享科学合作成果,加快科学外交"走出去"步伐,主动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外交"带来的地缘挑战。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以冷战后对朝鲜经济援助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事务中始终享有超然地位与强力手段,但在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维持上显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朝鲜的人道主义问题始终牵动地区稳定的神经,尤其关乎美国的全球战略能否在体系和地区层次得以实现.本文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冷战后美国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政策进程演变,通过理论来透视粮食与能源援助所蕴含的逻辑,并探讨体系因素和内在动因对援助行动的共同影响,及其所折射出美国巩固地区政治权力的灵活外交哲学.     

“越境打击”索马里海盗与中国外交转型

近年来,国际关系中一种名为“越境打击”的军事行动,频繁在各种媒体中出现,“越境打击”行动有别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分为国际合作下的获得授权的合法“越境打击”和单边主义的未获授权的非法“越境打击”.中国派遣海军护航编队赴索马里海域反击海盗的护航活动,就是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合法“越境打击”,这体现了中国新外交思维对于主权、内政、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的新思想,是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缩影,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身份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北极暖化的影响下,北极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关注的焦点。在逻辑上,中国北极身份决定其北极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北极利益的阶段性特征。"非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身份并不能满足北极经济利益特征要求,相比之下,"利益攸关方"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塑性。但是,中国"强双边外交+弱多边外交"北极外交实践模式与北极问题之间存在应对缺口。鉴于此,从不同层面优化北极身份是实现北极经济利益与"和谐北极"目标的有益途径。     

浅析日本非洲战略中的自卫队因素

日本自卫队在冷战后开始逐渐走向海外,通过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支援美军或者从事其他安全保障任务,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均不断得到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明显有将自卫队的派遣作为国家战略向海外延伸以及推进政治大国化影响的意图。进入2000年后,日本通过向非洲派遣自卫队,以此响应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为其在外交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而在自卫队被实际派遣的地区,通过配合其他来自日本的援助,以增强日本在当地的影响力;从日本自身的利益上看,自卫队的海外派遣也为日本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提升了其在非洲地区的竞争力。由于中日关系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会维持于"竞争与合作"的状态,因此需要关注日本在非洲各个领域的活动,而向非洲派遣自卫队问题便是值得关注的要点之一。     

罗马天主教会在当代国际外交中的身份辨析

梵二会议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梵蒂冈)重回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时常发挥显著作用.作为唯一具备国际法人地位的宗教跨国行为体,罗马天主教会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威斯特伐利亚型国家主权模式形成了挑战.本文通过辨析其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探讨梵蒂冈在国际外交中应被定位于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定位于一个宗教跨国行为体的问题.梵蒂冈兼具主权国家政治实体和制度化的集权型宗教跨国行为体的双重身份,而正是这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使它比非国家跨国行为体具有更大的外交参与优势和灵活性.     

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全球现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外交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外交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健所谓经济外交，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即以外交为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上的利益；其二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外交目标（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等）而...     

国家、区域化和全球化

国家主义、区域主义、全球主义是代表着三个层次及其本体利益的政治概念 ,而国家、区域化、全球化则是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上三种不同层面的利益和发展趋势的现实代表。前三种主义是相互冲突的 ,而后三个概念则应该看作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三者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矛盾的统一 ,在碰撞中各自求取更好的发展。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21世纪前叶中国外交大战略刍议——对中国与美国、国际秩序关系的重新思考

外交大战略是国家指导较长期内外交事务的相对稳定的总体战略设计和框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外交大战略的正确选择部分地来源于对世界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某种遵循。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选择客观上受自身国力、世界政治世纪性规律和国际体系状况的制约，主观上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伙伴战略”是中国新世纪外交大战略的理性选择，即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领导者”及其国际秩序某种程度的认同者和更大程度上的合作者，而不应仅仅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旁观者，绝对不能演化成现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只有顺应合作潮流，融入国际秩序，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变革国际秩序     

现时代的人道主义要求

人道主义,这是使人的生活高于其他所有价值的学说和实践。在随着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之后,人道主义的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丰富。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人的全貌的普洛米修斯幻想得到了实现,尽管是通过某些意想不到的形式。随着能够完全消灭地球上的生命的武器的创造,人们获得了启示录的强大力量。而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应该学会正确地理解我们正在参与的事件的道德含义。这只有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全人类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的危机当然,人道主义的观点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尽相同。在不同的人们那里,它们是同温和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     

澳大利亚吉拉德政府的难民政策改革为何失败

本文首先梳理了1973年至2007年间澳大利亚难民政策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废除了"白澳政策",并针对越战后的难民危机开始制定新难民政策。自此之后,从弗雷泽至霍华德时期(1975—2007)的四任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边境控制措施,尤其是霍华德的"境外收容"政策成效显著,但却缺乏人道主义精神。陆克文上台后废除了"境外收容"政策,然而同党的吉拉德上台后却又回归日趋严厉的难民政策。论文认为,吉拉德政府的难民政策改革有其国内背景与全球背景;其次将吉拉德难民政策的改革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吉拉德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回避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并在人道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妥协中寻求改革,却在国内博弈中受挫失败,最终不得不重启"境外收容"政策;最后,吉拉德及其后的各届政府在实施强硬难民政策上达成共识,两党政策逐渐趋同。在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之间,澳大利亚最终选择了国家利益优先。     

中日经济外交的区域权执相争:分径与合流

近年来中日经济外交日益突破传统的双边议题和地域束缚,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指向和第三方平台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发展援助实践的"质""量"之争、贸易一体化路径的"深""浅"之争、主场外交理念的"新""旧"之争等三个侧面。中日两国在经济外交中如何超越既有的权执竞争逻辑,寻找更大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关键是辩证地看待三对关系:参与者与主导者的角色转换与心理调适、功能性机制与规范性力量的交织竞争、隐性收益与具象成本的动态转化。     

俄罗斯的政治与对外政策——当今美国俄裔学者的观点

当代美国俄裔学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群体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及俄美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俄裔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内政治改革是对民主政治的破坏,俄罗斯对外政策表现出对当今世界秩序不满、企图在前苏联国家间保持传统影响力。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权威化倾向以及在外交上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一些威胁。但是,俄罗斯在反恐、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对美国又至关重要,美国应该争取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美国对俄的理想政策应该是在美国的利益和外交原则之间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