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俄乌冲突与国际矿业市场演化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钾盐等优势矿产影响全球市场。三个国家间矿业彼此依赖，博弈共存。俄乌冲突冲击矿产资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推动矿业金融治理格局演变，深刻影响国际矿业市场演化进程。俄乌冲突初期，区域矿产资源供应链中断，部分矿业开发停滞，矿业市场预期调整，矿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伴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与扩大化，西方与俄罗斯的制裁及反制裁持续推进国际矿业市场贸易格局和结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格局和结构转变。美西方与俄罗斯矿业合作裂痕扩大。欧盟寻求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与美国能源贸易额急速扩大，石油和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总量快速下降，“双碳”目标出现逆流。俄罗斯能源出口转向亚洲。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成本增加。全球煤炭生产和消费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双碳”目标实现成本提升。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能源资源矿产多边谈判，推进全球矿业开放和公平治理，保障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稳定。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

国家行为体对于科学家群体的知识依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和网络化构成的认知共同体也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北极渔业治理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认知共同体,坚持双重身份、需求方驱动和非直接约束原则参与治理,而共识性、开放性和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为其推动北极渔业的议程设置、国家政策和社会共识,以及间接提供决策方案创造条件。但是,认知共同体的软性"去国家化"与科学家群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认知共同体影响力的阶段性递减或反向影响,不同认知共同体之间面临的相互竞争等问题,构成认知共同体参与北极渔业治理的主要制约。     

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考

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性质(党政不分以及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造成它与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利益)竞争关系,致使其权力时常处在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之外。因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将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完整地纳入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权体系当中。     

完美的“ 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主体视角的柳溪村儿童学校教育考察

继“留守”之后,柳溪村的家长和孩子在择校的困境中,无奈地选择了寄宿制学校.学校场域中,规训化权力的深层运作无所不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训技术”渗透和弥漫在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这些宰制人的微观权力通过时间、空间、身体的控制,以及层级式监督、规范化裁决、考试检查、扣分制度等规训技术形式加以展现.全景敞视化的结构性监视与权力执行技术的规范性监督构成了寄宿制学校的双重规训机制.在规训的教育框架中,只能塑造出缺乏理性和创新精神的“驯顺的肉体”以及“听话的灵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高级干部复合型角色论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内高级干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导群体。为此,高级干部需要承担起四类角色:一是在个人与未来的理念层面上做先进理论的信仰者;二是在个人与中央的体系层面上做中央权威的维护者;三是在个人与工作的方法层面上做新鲜知识的学习者;四是在个人与权力的观念层面上做优良作风的示范者。注重以干部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级干部相关论述的显著特征作用,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以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为例

国家经常通过权力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一个案例。美国作为空间活动大国,通过自身的技术、知识和制度优势在国际电信联盟就如何分配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安排方面占得了先机。20世纪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要求公平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后,美国力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变现状。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争端一直持续地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次会议上。未来如果没有根本的技术革命,这种轨道资源之争还将持续下去。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效能重构与中国参与

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冲击下,全球能源治理陷入市场原则和非市场化干预的路径博弈,政治共识与权力争夺的目标落差,以及气候安全让位于能源安全议程的多重困境。面对国际油气贸易加速“去俄罗斯化”,以及非市场化措施频繁介入和能源议价权、市场份额争夺持续加剧,俄罗斯尝试拓展北极能源开发的价值效能、权力效能、安全效能和试点效能,通过资源变现增强危机“承载韧性”,发展替代市场提升卖方话语权,强化“能源—航道”发展的正向联动适应新安全态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发展试验区。受此影响,中国参与俄北极能源开发合作面临政治和商业场景的全方位变化,而优化互动格局和丰富合作主体,强化技术平台建设并探索可再生能源议程,成为提升中俄北极能源合作潜力的重要内涵,以及适应全球能源秩序变革的切入点。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概念与影响力评价

大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生物多样性大国”应在政治资源、国际道义、国际交往范式等多个维度具有影响集体合作的能力,通过政治影响力、资源型实力和工具型能力引航定向,深化生物多样性与相关环境发展议题的互动。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结论显示,综合影响力最强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为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印度、墨西哥、中国等。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综合影响力可跻身前十,但与顶尖大国相比,在实力方面仍有差距,政治领导力有待充实、国际机构任职人员相对不足、国内科学界对国际决策进程的参与有限、谈判人才紧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角色转型加速,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未来,中国应立足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内建设经验,加大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和对外生态环境援助力度,继续强化议程和规则设置能力,加强国家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