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治理与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11月,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跨境水资源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澜湄水资源治理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引入水资源治理理论和澜湄命运共同体议题,以流域国家水资源开发政策为背景,分析研究推进澜湄水资源治理的原因、水资源治理对澜湄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而对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提出初步建议。     

外交话语与澜湄合作规范建设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为中国从区域入手参与治理及推进相应的规范建设提供了机遇。澜湄区域是当前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先行区。而且,澜湄区域的规范体系在实践中已历经调整,并将处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亦仍有议程空间需要新规范的创建。由此,本文立足于行为体的行为机制,尝试从话语实践维度入手搭建一个行为体,通过推进区域规范建设从而进行区域治理的理论框架,视规范的生成和演进为特定社会背景下行为体的理念及话语互动进程。中国可以创造并利用话语资源,运用身份塑造和话语框定等策略,通过各参与方之间的话语互动推动澜湄规范的建设。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也能通过参与澜湄规范等区域规范的建设,借其自下而上对国际规范的反馈渠道,使本国倡导的规范获得合法性,进而为国际规范的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例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社会组织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倡议网络及其影响

冷战后,社会组织及其行动在全球和区域议题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通过不断搭建各种类型的倡议网络,一方面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提高公众意识,在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各种社会组织既发挥着重要作用,又面临一定的发展障碍。本文从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视角,梳理了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以及对澜湄水资源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案例分析了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面临的制度化障碍,提出中国应客观看待和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在流域和国内两个层面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化安排,鼓励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推动实现澜湄水资源的良治。     

现代国际水法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早期的国际水法为基础,现代国际水法已经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体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表现形式从国际习惯走上"条约化"、"文本化",并且以专门性、流域性的国际水法文件为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逐步得到体现和遵循;国际合作趋势日益加强,合作范围日趋扩大.鉴于此,我国应尽快签订或加入区域性或流域性的双迈或多边国际水条约,把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纳入国际法的调整轨道.同时,立足于我国实际,着眼于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对相关的国内立法进行完善,构建包括紧急处置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内的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建立流域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国际流域的整体开发、利用和保护,保障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兼论国际水法理论的发展

大湄公河资源开发包括水电、航运、矿产、渔业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各流域国单方面开发势必加剧开发的负外部性,使这个流域国的共有资源沦为公共劣品。国际水法理论为化解流域国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协调彼此利益,进而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大湄公河提供了谈判协商的基础。本文认为,各流域国应寻求利益共享和利益共赢机制,达成有约束力的"一揽子"开发治理的框架协议,形成开发治理的内驱动力。积极推动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不仅有益于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是中国睦邻外交内容的丰富与手段的创新。     

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解释范式

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对域内国家合作开发河流的集体行动、国家间纠纷处理、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积极作用。霸权国家主导论认为域内霸权国结合权力与地缘优势可迫使或引导其他国家遵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合作机制完善论有关完善预防与解决冲突、信息共享等机构的建议也有望提升其有效性。水资源综合管理论认为整合多元议题、协调不同主体将能挖掘机制成员国更多合作动力,丰富机制治理路径。外部机制协调论认为机制管理资源配置、流域内治理规范整合、机制管理路径优化与平台拓展是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嵌套式机制的提出则有助于说明流域内共识的构建路径,并能呼应因不同跨界河流具体情况所导致的差异化治理难题。     

粤港澳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我国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我国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外部发展环境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扶持政策,管理体制不顺、研究和教育滞后,在内部运作机制方面,多数林业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差,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和章程不健全,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快速发展,要正确认识其性质和作用,加快立法进程,明确林业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养高素质的合作组织管理人才,同时加强内部制度建设的指导和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管制、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保证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将银行资本监管、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外部管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而且对于讨论在中国存在隐性存款保险条件下,针对银行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不同的管制措施,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论航空器降落地国管辖权——以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视角

航空器降落地国管辖权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安保公约管辖权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日益受到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广泛关注。2014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确立了降落地国管辖权,对于防范和治理机上的不法行为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学界对其自身性质的认定及其与航空器登记国属地管辖权理论是否冲突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增设降落地国管辖权利大于弊,我国航空法律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双管齐下,通过转化适用罪行和明确移交主体等方式,保证新公约的降落地国管辖权制度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衔接、系统协调,切实加大对跨国机上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确保航空运输安全运行。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非政府组织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地位与作用

以南极条约体系为核心的南极国际治理模式被视为当今国际合作的典范,其中非政府组织是这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力量。经过六十余年的演变,参与南极事务的主要非政府组织逐渐获得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委员会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三个机制的参会权与建议权,并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立法和法律实施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立法层面,非政府组织从协助者转变为立法进程的推动者和立法方向的引导者;在法律实施层面,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功能,部分非政府组织还承担了必要的管理职能。随着南极国际治理领域逐步扩大,非政府组织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中国应注重厘清非政府组织作为南极国际治理重要参与者的权利与功能,关注其利益与立场,在兼顾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关键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实现中国南极话语权的稳步提升。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