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的“道统”观

“道统”论作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得到广泛流传。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私淑朱子的重要理学家,一方面从“道”与“心法”等理论层面丰富了朱子、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也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子的“道统”传承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中道”“执中”“建中”等内容的强调,将国家“治道”也纳入到“道统”叙述之中,并在“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乎朱子的论述。所以,真德秀的“道统”观具有根源朱子、兼顾治道、多元并包的主要特点。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政治构想及其时代意义--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解读

南宋理宗朝,理学成为官学,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肩负着道德理想的传承使命,南宋后期的理学家不断完善着诠释天理、建构秩序的政治蓝图。在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为南宋理学家阐释政治构想与价值取向的承载文本,《大学衍义》的完成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通过对大学之道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为积弊重重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理学思想的政治化创造了极富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     

“义理先行”与“事求有据”:宋学与清代汉学之异——以道统说的成立与解构为中心

道统是南宋道学学派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涵括各种错杂话语的叙述综合体。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切入,将道统系谱的排定和宋学对汉学的反拨对应起来,将道统成立解读为经典诠释转型的结果。论文通过讨论朱子的经典诠释法,以及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对道统叙述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显明义理与考据在经学诠释史中地位的升降变迁,以及由此显露出的宋学与清代汉学在学术理念与经学立场上的差异。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制度确立后,遂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承载并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确保了儒学道统的绵延不绝。但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场域不仅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更面临场域外各种因素的挑战,而场域外的挑战又进一步促进了场域内对抗因素的成长。1905年的废科举则使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崩塌,儒学因此失去了寄身之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因此断裂。而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道统更是承担着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调整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因此,道统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其影响甚至至今犹存。     

方以智“三教合一”的超越性道统观

方以智吸收了《周易》及道家、儒家等学派对道的解读,提出了道即自然变易的中道,并认为这一道为三教及百家诸派以不同的学术方式诠释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复合式道统谱系,从而超越了儒家以尧、舜、孔、孟为核心谱系的单线条道统模式。从学术心理上探究,这种超越性的道统观是方以智内心深处奉儒家为正统的保守政治信仰与融三教百家于一炉的开放学术思维之间冲突与调和的产物。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近些年关于“道统”人物研究的综述

近些年道统人物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越是有争议的人物,研究愈深入;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研究者有意转换思路,从各种角度,运用纵向、横向比较等方法对旧有问题进行全新阐发。研究中的不足也很明显：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对道统人物还未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近代新儒家、国外传承者的专论还不够。传承道统在现代文化构建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如何发掘道统人物的精神力量,思索道统缘何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未能成功建立起来,等等,都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应当予以深入探研。     

南宋“中兴”问题再分析

南宋建立后,“中兴”问题便是朝廷及士人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南宋“中兴”始于何时,迄今未能统一,有持“高宗中兴”论者,有认为“孝宗中兴”论者,亦有称“高孝光宁四朝中兴”论者.通过分析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社会状况可知,高宗一朝长期面临“外患内忧”的尴尬处境,孝宗即位后“内修外攘”之策造就了“乾淳盛世”,南宋方渐现“中兴”局面.     

为权力书写:南宋文人与佛教寺院——以南宋浙江寺记为中心

寺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涉佛文体,在宋代数量较为庞大,值得我们关注。在南宋,佛教的世俗化加深,而寺院与帝国政治关联颇多,这就使佛寺这一原应神圣的场域被世俗政治进一步介入。同时,佛寺的这种政治属性也为多以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之寺院书写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很多南宋寺记的产生,都源于政治的考量。随着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佛寺因其地缘优势得以迅猛发展,浙江地区的寺记在数量上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为权力书写这一现象在南宋浙江寺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