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收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高效而普惠的服务对居民的养老保障及参保缴费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2—201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样本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参保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2）地理区位异质性和收入分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省份及低收入省份参保率产生的影响最大;（3）渠道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居民收入作用于参保率,居民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参保率的重要中介机制。文章结论为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和筑牢社会养老保障安全网提供了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

实现城乡全面缩差是破除乡村振兴发展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城乡多维差距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多维差距的作用,并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作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居民生活差距、产业经济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城乡多维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多维差距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和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减城乡多维差距。基于分析结果,围绕如何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多维差距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 能提高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吗？

[提要]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体,本文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程度,尤其对农村、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考虑内生性问题、不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多种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提高购买便利性、提升金融素养和提高家庭收入四种机制实现,其中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农业或工商业家庭。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模式,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是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有效手段。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技术的支持度)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作用机制的分析,得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从拓宽资金来源、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消费这三方面达到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此外,若要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应从完善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服务小微企业来入手。最后用经验数据模型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