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深圳模式下的社会工作者激励机制初探

一、深圳社会工作运作模式及社工组织的发展和面对的挑战 （一）深圳社会工作运作模式 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港澳台,社会工作经历了长期民间自我发展的过程,非政府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之后,政府“适时”加以整合和规范,进而成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由下而上的发展,政府只是“顺水推舟”。相比之下,我国缺少这样的过程和条件,是自上而下地推进,因此,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深圳的具体做法是“政府主导、民间化运作”,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新近态势、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既呈现出主体多元并存、规制趋于整合、目标立场各异、客体复杂严峻的态势，也在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面临着单边主义抬头、反对力量掣肘、科技水平不足、资金缺口增大等现实挑战。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努力维护并引领国际多边合作、增强科技和资金保障能力、统筹推进多领域治理进程、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渠道，以推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更大实效。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法律体系：任务、现状和路径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法律体系，必须服务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并为实现海洋强国各项具体任务提供坚实法律保障。围绕推进海洋各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岛礁领土主权和区域性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这三个海洋强国目标，我国已在海洋领域部门法制定上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也面临缺乏海洋领域立法顶层设计，对外国和国际海洋立法最新趋势缺少回应等问题。当前，应当以推进“海洋基本法”为契机，实现海洋领域顶层设计的法律化。同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继续完善部门法单行法立法修法任务，特别是加强海洋新部门立法的研究工作。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非政府组织是非政府性质的公共机构和组织实体,是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为社会提供各种政府行政机关难以做到的公共服务。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委托”和“替代”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其履行部分公共职能的目标。非政府组织履行部分公共职能将在新世纪呈普遍化的趋势,也将是我国当前改革政府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高效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新尝试。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现代治理视野下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是我国进行国家现代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表现尤为明显.分析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提出一定的启示,为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     

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评估与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就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客观环境而言，竞合时代背景下的东亚地区海洋安全问题呈现出新旧问题交融的特征，并呈现为以海洋战略对冲为核心的域外大国安全态势、以海洋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域内国家安全态势和以海洋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地区公域安全态势。在此基础上，中国海洋安全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指向分别是积极防御姿态下的“大而渐强”、发挥主导优势下的“有效塑造”以及维持总体稳定下的“创新引领”，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机遇是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地区海洋秩序的变动状态以及全球海洋问题的治理需求，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挑战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东亚域内国家的权利争议以及全球海洋安全的合作困境等。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应当在相应总体战略规划基础上，围绕传统安全的维护与拓展和非传统安全的预防与合作予以相应的战略安排，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依托。     

对新形势下确保我国海洋安全的几点思考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祖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正面临严峻挑战、海洋经济与海洋安全已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和长远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就必须清楚我国海洋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威胁,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全面深化改革重任的顺利完成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巴基斯坦海洋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与西北印度洋的海陆交汇处,是中亚国家进入印度洋的门户地带,也是印度洋沿岸的主要海洋国家,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通过对巴基斯坦所处的海上地缘位置和周边海洋安全形势考察发现,目前巴基斯坦海洋安全主要存在与邻国在印度洋的紧张关系、海洋管控与防御能力弱化、国家与国民海洋安全意识淡薄、海洋安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缺失以及受到美印等国通过“印太战略”实施海上安全压制等几大潜在风险。未来巴基斯坦可通过借助外力即强化与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观念塑造即提升官民的海洋安全意识、经济先导即大力发展海岸带经济与强化近海安全互相辅助、“大国平衡”即扮演中美印度洋安全互动的“中间人”、身份转变即从海洋安全治理的参与者到协调者来优化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环境,借此提升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面向2030: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趋势及对策建议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被写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部分国际组织和沿海国家已率先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本文总结了海洋经济的范畴及全球研究进展,提出了影响2030年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七个主要因素,即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技术创新与进步、人口增长及城镇化和老龄化问题、世界能源结构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气候变化与海洋的相互作用和海洋经济政策的实施;分析了未来全球海洋产业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五点对策建议。     

中国海洋生态安全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研究

人类在开发海洋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海洋生态安全问题,这不仅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模式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多元主体参与共治模式无疑是对我国目前实行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模式的突破。该模式的构建需要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相互配合来得以有效运行。静态方面大致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界定来建构该模式的基本框架;动态方面则是为保障该框架的良性运行所采取的诸如法律、信息、资源以及监督等方面的网络化机制。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行业协会、WTO规则与产业治理机制

在国内企业不得不应对加入WTO后所产生的巨大挑战下，在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企业经营规范性不够的环境下，在转型期政府要陆续把一些“不该管”或“管不着”的职能重新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中的新形势下，行业协会应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地发挥其对行业保护、规范、培育和促进发展上的产业治理的突出优势，架设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帮助我国企业从根本上提高竞争能力。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当前北极治理态势正面临着"域内自理"与"国际协同"的矛盾,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等意识到保障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而各国发布的北极政策战略又在表达不同的北极利益诉求。本文以北极治理机制和部分国家北极政策战略内容分析为切入点,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深描和研判,剖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局限性与功能不足。以此为依据,从指导理念转变、多主体网络打造、国际治理标准制定、北极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和科研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相关动议。以期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引导各国搁置争议,增强互信,强化国际合作,构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平台,推动北极治理工作行稳致远。     

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加,海洋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已成为国家战略性问题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我国海洋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权纷争、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诸多方面,海洋生态安全意识、价值观、法律、规划、科研资金投向的不合理,是导致这些不安全因素的主导原因。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维护我国合法的海洋权利和权益,实现海洋事业稳定发展,必须要以软治理为保障,促进硬制度的顺利实施,构建一个包括治理目标、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路径的"软硬结合"的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