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生态振兴：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绿色路径

发挥生态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重要支撑功能,实现民族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既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转型,契合了马克思物质变换逻辑,又能满足解决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过渡时期,武陵山民族地区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既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同时还面临着扶持政策衔接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生产方式转换难和生态文化传承难等现实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在实施乡村振兴规划中,武陵山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应立足本土自然生态空间与乡土文化场域,持续发挥生态文化的禀赋优势,从制度引领、产业衔接与技术创新等维度构建生态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机制。     

江西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措施

打赢江西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是江西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首要任务。在分析江西脱贫攻坚具备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会保障与健康等方面阐述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并系统提出保障措施。即夯实脱贫攻坚目标机制,健全扶贫脱贫工作机制,强化产业发展脱贫机制,深化扶贫资金保障机制,严格脱贫攻坚责任机制,加快建立扶贫协同机制,完善脱贫攻坚激励机制,严肃扶贫考核问责机制。     

能力贫困视阈下农村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研究

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促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理论分析认为,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层面的能力构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脱贫人口生活水平与共同富裕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需以脱贫致富为导向,着力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其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健康保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脱贫人口更新观念,主动增强发展能力;政府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保障供给;基层干部履职尽责,强化基层治理能力;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是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推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选择。     

包容性发展:一种新时代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尝试性阐释

包容性发展是实现新时代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一个理论分析视角。然而,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与包容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存在一定张力,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基础不牢固,阻滞了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提升;二是获得内容不全面,弱化了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拓展;三是制度保障不健全?限制了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需求。因此,农村脱贫人口获得感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践行包容性发展。这就要求:一是追求公平正义,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二是立足民生为本,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保障;三是注重全面协调,重视可行能力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供给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成为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京津冀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上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环境治理外部性的困扰,摆脱此等困扰的有效途径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供给。依十八届四中全会坚持立法先行精神,在破解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上,须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时应建立多维长效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从补偿的多目标性、负责流域水资源统一开发管理的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能、与资金补偿相结合的实物、能力及政策补偿多种补偿方式这些层面改善目前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现状,以期实现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良性运行。     

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探究——以凤阳县黄湾乡为例

结合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设工作，实施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之间存在诸多目标的一致性和推进过程的协同性。通过对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安徽省凤阳县黄湾乡进行考察，对黄湾乡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的实施路径进行分析，结合实地调研剖析了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协同推进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政策、明确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主体、探索宅基地资格权多种实现形式及探索宅基地“有偿调剂、竞价择位”机制。     

地下生态“免费午餐”与制度的后知后觉——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

当前理论界对生态补偿制度的讨论十分热烈,但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补偿制度关注严重不足。在地方层面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立法中,生态补偿制度处于真空状态;在我国环境保护单行法中,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规定也处于空白状态。构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应该树立大生态补偿观,增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政府补偿,并建立生态补偿的配套规范。     

“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空间重构基础上要素组合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从减贫规律认知升华、行为外嵌转向发展自觉、资源配置优化与延续效应发挥三个层面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行为的内在逻辑,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脱贫摘帽地区内生发展的效应测度与动力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突破脱贫摘帽地区长期面临的金融排斥困境,对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降低脱贫后返贫的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脱贫摘帽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内生发展动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东中部脱贫摘帽县域、人力资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较高的脱贫摘帽县域的内生发展动力;(3)促进产业规模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是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机制。     

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及其环境法保障——"黄河流域发展会议"引发的思考

"黄河流域发展会议"讨论的高质量发展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包含生态保护内容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作为整体的黄河流域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以黄河流域为依托的环境单元遭遇了自然资源损害、环境污染损害、生态损害、气候与自然地理环境损害四类环境损害。这些环境损害只有在把黄河流域当作整体来实施治理时才能得到救治或减缓。要实现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为绿色发展法建设流域环境协同治理制度、流域环境协同治理规划制度、流域环境总行为控制制度和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农民权益保护视角下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由农业生态受益者对农业生态保护者支付现金、农业技术、农业基础设施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补偿,称之为农业生态补偿.农民权益的保护是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还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在补偿方式、成果转化、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农业生态补偿的经验,丰富"内涵型"生态补偿方式、全面实现成果转化、完善监管制度,充分保护农民权益,进而更全面得发展农业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生态补偿是一个具有成长性与发展性的概念.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旨在最优化调控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增益、保护与合理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可持续性平衡的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立法需要准确厘定生态补偿的法律性质,正确确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系统化架构生态补偿的多层机制,多元化设计生态补偿的实现渠道,合理化设计生态补偿的计算标准,制度化完善生态补偿的保障体系.     

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内涵及制度构建

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调整在实施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任何忽视海洋生态本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都不具有持久生命力。海洋生态补偿制度设定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保护或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须在明确其法律内涵,了解其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围绕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等要素展开。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维精准脱贫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一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区域,贫困问题与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石漠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性造成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探索出以精准脱贫为目标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政策体系。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进程,笔者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讨发展理念与扶贫实践的契合路径,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政策在执行实践时需要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导向,具体体现为创新扶贫制度、协调扶贫资源、推崇绿色观念、建构开放扶贫格局、共享脱贫成果,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使其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对二者的有机衔接路径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二者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乡村振兴在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强化了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降低了精准脱贫的制度费用;精准脱贫解决了乡村贫困居民的最低生存与发展需求,弥补了乡村振兴的最低短板。在实践逻辑上精准脱贫是乡村振兴的时序前提和空间基础,乡村振兴通过助力产业脱贫和精神脱贫为精准脱贫提供长效内生动力。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在战略思维和机制体制方面的有机衔接,将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及其利益诉求研究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及其利益诉求是制定和完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分析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特别牺牲理论,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及其利益诉求和行为偏好进行了分析,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中央政府和中下游的政府、用水单位、居民以及企业;补偿客体是指因维护和改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而利益受损的个人或者组织。本研究对于制定和完善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实现水源地保护区各利益主体的精准脱贫具有借鉴价值。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脱贫村空间再生产——以茶卡村为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从空间再生产出发可以更好地厘清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连续性与发展性,为两者之间的衔接与跨越补充了空间维度。以茶卡村的空间再生产实践为例,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改变了茶卡村的空间形态,其空间再生产的宰制力量也发生了由行政权力向资本的转换,村民行动作为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一股重要力量逐步显现。空间再生产是新的空间宰制力量的再平衡,也是空间冲突与调适的再建构过程,具有集体性的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深化政策衔接,构建基于空间正义的政策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融入更大的空间社会网络;强化集体行动,构建村民主体的空间共同体,最终实现脱贫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根本性转变。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研究——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为例

甘肃甘南州已被列入全国50个水源涵养功能区中,这决定了它有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义务和获得生态补偿的必然权利。为了促进水源涵养功能的持续改善,必须科学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为了确保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