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辨析——以《中庸》、《五行》篇为中心

郭店楚简中有大量儒家简,其中的"仁内义外"之说引起了理解分歧.本文结合<中庸>及郭店<五行>篇的相关内容,阐述了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的独特内涵与哲学意义,认为仁义从根源上说是天命于人的内在本性,为人性之内涵与本质;但从人伦的角度讲,仁义则是"教"之内容,是表现于外的道德行为与规范.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三──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荀子第一个将思孟联系起来看作一个思想传承系统。荀子既批评思孟“五行”的内容，又肯定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诸德的意义，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恰在此点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对立。《庸》、《孟》从本体论意义上言天人合一，赋天道以价值本原的意义。荀子则言“圣人不求知天”，圣知人道（礼义之统）。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实即以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这样，在思孟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出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这证明荀子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思孟学派的存在是于史有征的。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简帛《五行》篇“悳”概念的义理结构

由孔子彰显的人自身的道德主体和自觉,在他之后的那些早期继承者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转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从人的内面基础和身体上的表现这两者的结合上来思考人的道德习性和行为。简帛《五行》篇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五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悳为天道,把悳同天道、天、天悳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悳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这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儒家的德性伦理和道德哲学。     

老子“道”为原点的“道-德”观刍议

老子《道德经》以得意忘言或者言难及意的理论表达方式向我们开启了一种由道及德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始终以通达于道为其终极的形而上学指向。德由之于道,但是德并非道德而涵摄道德。老子《道德经》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以道为核心概念而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思想系统。     

“子思之儒”学术理路辨析

子思之儒的文本创作与思想主张中有着三条明确的学术理路:在学术思想的继承方面,将孔子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形而上化是其重要的学术理路;通过在思想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方面,引入其他学派的理论框架、思想观念,以丰富儒家思想;在政治观的表达方面,通过继承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将先秦贵族集团限制、消解王权的政治因素转化为儒家以德抗位,要求君王施仁政、尚贤能,并通过教化君子以控御权力的思想主张。     

王昌龄“境思”说的诗学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王昌龄第一个把"境"引入诗论,倡导"纵横"思维,阐述"境思"理论,提出"意境"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个重大转折。"境思"成为了中国诗歌以心灵自由为特征、强调主体情感抒发的基本思维模式。从"象"思维到"境思",是中国审美思维的一次富有历史性跨度的心灵横向超越。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远远大于"意境"概念本身的价值。     

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审思——从当代“天下主义”论争说起

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可分为内圣派与外王派。内圣派主张以心性为发用,建构天下主义制度;外王派强调回归王道,以古代礼制文明为天下主义的制度参照。两派的思想之争可溯源到先秦时期孟子心性之学和荀子礼制之学的分歧。孟子的天下思想以民贵君轻为基础,其主体是天民;荀子的天下思想以礼三本说为核心,其主体是礼制。孔子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君子,他所奠定的仁内礼外的思想雏形,直接影响了孟子和荀子天下思想主体的阐发。孔、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精英、公民与制度,最严格也是最完美的政治公正标准应当是:一个制度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制度,并且多数人中至少包含了多数精英。孔、孟、荀在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天下思想的主体之别开启了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也内涵着化解天下主义论争的思想资源。     

论《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

五德终始说既是中国古典哲学宇宙论的流变，又是封建社会朝代递嬗的政治历史观。它的扩散辐射，便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乃至文学创作模式，四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三国》、《红楼》、《西游》即是其范本。《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纲领全书。宋为火德，宋江起义军为水德。《水浒》所叙述的，即是一部“兴于水而终于水”的“水克火”的悲壮故事。     

李白古题乐府曲辞举隅——以《长相思》为例

李白创作的古题乐府不仅数量在当时诗人中是最多的,而且还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许。本文以李白创作的三首《长相思》为例,从音乐曲辞方面就他对古题乐府曲辞范式的恢复、改造和创新做一些探讨。并通过对乐府诗诗体形式的研究,从古题乐府曲辞的角度考察他的拟古乐府创作规范。     

荀子“禅让”观释文

以《正论》中苟子对“禅让”的批判为依据,以《唐虞之道》为提倡“禅让”说的蓝本,采用思想史内部历史性和逻辑性视角有机结合的考察方法,认为荀子分别从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君权转移过程的平稳性、自然人性论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禅让”的批判。荀子的批判是与其礼制思想和人性论观点完全一致的。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阿齐兹的“复调小说”理论解读

《印度之行》是爱·摩·福斯特的代表作,而作为其主人公的阿齐兹一直被评论界视为研究《印度之行》的一个突破口。本文将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分析他不同“自我”的对话及其思想的变化,指出“对话”是人们取得进步的基础,从而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阿齐兹这个人物,更好地理解《印度之行》这部作品。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诗画同质——解析威廉斯《巨大的数字》和德穆思《我看到了金制的数字5》

美国诗人威廉斯擅长将绘画艺术语言移植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其诗作《巨大的数字》巧妙地运用绘画中的光和色,追求诗与画融合的艺术境界。美国画家查尔斯·德穆思深受《巨大的数字》的启发,创作出具有著名的象征意义的"海报肖像画"《我看到了金制的数字5》。诗与画的表现媒介与方式虽然截然不同,但无论是从色彩表现上还是意象塑造上,威廉斯的诗和德穆思的画所创造的艺术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断闪烁的金色数字5,充满视觉张力的意象,构成了一幅典型的"一切都在运动、奔驰、变迁"充满未来主义理念的画面。他们的诗画揭示了诗画内在的"气韵生动",体现了"诗画同质",再次印证了诗与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关系。威廉斯和德穆思的艺术创作,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艺术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诗经》所见“德音”考论

《诗经》中“德音”一词的确切含义,历来争议较多.“德音”应当视为并列式词语而非偏正式词语,“德音”即为“德言”.理清“德”字的内涵是正确理解“德音”一词的关键,而“德”字在西周的文献典籍中,个体内在的心性道德不是其主要意蕴,外在的“行为”义是西周时期“德”字的主要用法,“德音”可以理解为“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