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三──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荀子第一个将思孟联系起来看作一个思想传承系统。荀子既批评思孟“五行”的内容，又肯定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诸德的意义，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恰在此点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对立。《庸》、《孟》从本体论意义上言天人合一，赋天道以价值本原的意义。荀子则言“圣人不求知天”，圣知人道（礼义之统）。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实即以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这样，在思孟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出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这证明荀子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思孟学派的存在是于史有征的。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     

立政与诚身——儒家“信”德两种含义的分化及其影响

在《论语》中，“信”包括展现在人伦生活中的个人品质与展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品质两层含义，二者在后世分化出两种阐释“信”的思想脉络：思孟一系关注“信”的内在根据，通过与“诚”的勾连，实现形上的提升；荀子和公羊家则强调“信”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指出“信”是建构秩序最基本的根据。前者深刻影响了后世关于“信”的内涵的认识，但它遮蔽了“信”在政治实践中的意义，降低了“信”的重要性，影响了对经典的解释。厘清两个阐释脉络有助于更为整全地把握“信”的内涵和重要意义，激发在古典思想内部唤醒“信”德的思考。     

先秦儒学“中庸”说本义

中庸,是儒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但中庸却不仅是一种方法.通观先秦儒家所论,中庸,其核心在一个“中”字.“中礼”、“中道”或合乎内在的道德法则,是“中”的标准或尺度.但“中礼”合道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符合,“中礼”、合道的根本特征是“时中”.不偏执,不走极端,恰到好处,适中合度,则是“中”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范上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达到“中”或适中,这便涉及孔子所言“中庸之谓德”的问题.以“至德”为根本义来理解中庸,它便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可操作性的工具,而是人在其心性修养中所达致的内心自由于现实应事接物行为上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内在原则.可见,“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     

论程颢

程颢是理学家中的正统派,他继承了先秦思、孟一派儒家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不象程颐和朱熹是多元论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者。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以为“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同时的人也承认他继承了思、孟学派的传统。这是一种什么传统?原来在孔子的时候,曾经提出“仁”来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实践。到子思时更提出“诚”来,作为一种先天的道德准则。这是儒家向唯心主义方面的发展,在孔子的“仁”的范畴內还没有天道的含义,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还有模糊的上帝,子思之所谓诚,就完全代替了上帝的职能。这样以一种精神的存在说明宇宙的演变发展,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同时他也否定了人格神的上帝,这又接近了道家的学说,所以在中庸內也经常谈“道”。但中庸之所谓道的本质是诚,拋开诚不能谈道,拋开诚也不能谈物,诚是天道,也是天道的发展法则。稍后,孟     

慎思：先秦儒家的道德认识论研究

先秦儒家之“慎思”作为道德理性之思,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之“思”重在检省身心,思孟之“思”重在尽性至诚,荀子之“思”重在理性思虑;三者共同之处在于认识向度的内倾性、认识原则的道德性、认识内容的伦理性、认识目的的形上性;先秦儒家认识论之“慎思”有助于形成完整的道德理性认知模式,塑造具有圆融生命精神的认识主体,为西方传统认识论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门弟子及其后继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响很大。《小戴记》(《礼记》)的《中庸》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撰,后经汉儒们窜改,损益,流传日广。南北朝时,已有梁武帝《中庸讲疏》等专讲《中庸》的著作,唐代李翱等竭力推崇,宋代“义理之学”兴起后,《中庸》受到程颐和程灏等的表彰,朱熹且以之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列为儒家经典著作。并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论语》中所载孔子论述中庸之德的正面材料并不多,内容亦较质朴,《中庸》作者利用某些有关孔子中庸的语录,进行其以“诚”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的说教。《中庸》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以后各章是作者论“诚”的部分;第二章到二十章是孔子中庸语录汇编,是《中庸》中的原始部分,但亦已多窜易损益之处,不宜随便引用。至于后人所作有关《中庸》的注疏,更多异说,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因此,要对孔子中庸思想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确是困难的。孔子的中庸思想,蕴藏着深刻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因素,以及“执两用中”的“忠恕”伦理原则,和“执两一贯”的论理方法。这些思想,贯彻在其有关的言论中,散布在《论语》各章的有关方面。如细细地加以剖析,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真实面貌来的。兹特试探如下,提供大家讨论。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德”)。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仁义内在与仁内义外——从德性实现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将告子提出的仁内义外解释为内外道德律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将《五行》的德之行与行的双重表达法解释为仁内义外表达法的特殊形式,因而断定子思坚持仁内义外说,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而如果我们从德性实现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子思的德之行与行的双重表达法,就可以得出,子思坚持仁义内在说和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两种德性实现方式的论断。这一论断也许更符合思孟学派与子思本人的思想理路。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孔子人格修养思想的哲学意蕴

孔子的人格修养思想有着完整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它强调道德的主体性意识和实践意识;以至善为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诚”在孔子的人格修养思想中有着根本的地位;对“学”的重视更使孔子的人格修养思想具有笃实的品质。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自孔子形成“仁智勇”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修身模式以后,子思、孟子以下诸儒随时变迁,各有构建。子思托其圣祖力倡“仁义礼智圣”五行,孟子私淑孔门开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常用的则是“仁义礼乐忠信”的搭配,至董仲舒最终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其思想内涵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自古具有法天则地、重道贵德的传统,蜀中学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理念结合,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儒者“仁义礼智信”之外别开一枝,独具特色。这一观念从西汉严君平开其源,扬雄扬其波,中经唐之赵蕤、宋之张商英、苏东坡,明之来知德,直至晚近刘沅、段正元等前贤的继志绍述,形成了持久一贯的“蜀学”核心价值体系。相较于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蜀学”的核心价值具有“形上与形下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功能,正可弥补儒家对本体性终极关怀和道家对实践性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缺失。厘清这一价值体系,对于促进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等新儒学体系构建,不失为可以备选的学术路径。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分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和他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王朝崇奉为圣人,被世界各国推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庸,作为伦理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他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可见,达到中庸的办法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而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他还     

中国古代的“真”学说

中国在先秦时代便有了关于“真”的学说。中国传统哲学里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实”、“是”、“信”、“德”、“性”、“中庸”等都与“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人在真之判断中的主导作用,立足于言语行为来认识真,是古代真之学说的基本特色。“德”是“真”在道德领域里的衍生物,“性”是“真”之道德形上本体,“中庸”则是被儒家精致化的“真”之道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