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谊的政治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168年)河南洛阳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所处的时代,是同姓诸侯王各霸一方,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匈奴不时犯边,民族矛盾上升;富商大贾,投机取巧,牟取暴利,危害农业的时代。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主张用“三表”“五饵”的“战德”之术降服匈奴;“强本抑末”打击工商业奴隶主势力,使天下“归之农”。他极力提倡“与民休息”,形成了著名的“民本思想”。     

论贾谊悲剧的原因

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从政时间只有11年,而他却以一个悲剧形象留在后人心目中,曾经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从历史原因、政治背景、性格因素三个层面探讨,不难看出贾谊悲剧的必然性。历史原因:贾谊提出的礼治方案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汉初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是造成贾谊悲剧的根本原因。政治背景:在朝老臣的嫉妒诋毁;汉文帝爱其才而不用其人。性格因素:志洁行廉,竭忠尽智;自恃其才,藐视大臣;感情脆弱,“不善处穷”。因此,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SSCI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

关于王夫之的历史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虽然是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派的利益,但已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道统,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历史政治观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认为王夫之的历史政治观是倒退的,主要根据王夫之曾说过：“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宋论》卷一）“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而来则…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贾谊赋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里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是为以汉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排挤贾谊辩解。《史记》贾谊传明明写着:“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     

浅论王夫之对“气”范畴的新规定

王夫之不仅继承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在多方面向辩证唯物主义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其中之一,就是他对“气”这一哲学范畴的新规定。王夫之和以往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样,把“气”看成世界的本源。认为“气”无处不有,无时不在,而动、静则是“气”的本质属性。他说:“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九章)“太极”,就是阴阳     

《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但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汉书·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墨家,可能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并非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王船山《九昭》试论

<正> 《九昭》是王船山晚年的重要诗作,收在他1635年完成的《楚辞通释》卷末.王船山之所以写这首诗,诗前小序有所说明:“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爱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明白地说,就是他在通释楚辞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事南明桂王的一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类似之处,于是仿效屈赋作此篇。诗篇采取代屈原自白的方式,又于诗句后自加诠释,都是为了便于借屈原写他自己.撰写这种“仿骚体”的诗,早有先例。稍后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论孔子的生命焦虑与晚年抉择

综观孔子一生,他的自我“角色期待”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一角色期待使孔子一生面临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等多重矛盾和困惑,由此给他带来了不绝如缕的生命焦虑感。晚年以“作《春秋》”为显著标志的整理六经。是他应对政治追求失败带来生命焦虑的反思与抉择,但并未由此使自我的生命焦虑彻底消解。     

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本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汉初的贾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识时人所未识、悟时人所未悟的远见卓识,堪称我国汉代封建社会前期民本思想之冠。《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封建统治基础的真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没有人民,封建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现实性。人民又是封建国家、封建君主赖以生存的命脉,“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衰失了命脉,国家要灭亡,各级封建统治者都无法生存。人民不是依赖国和君而存在,而是国和君靠了人民才能生存。“民无不为功也”,“国以民为兴坏”。封建统     

贾谊散文的特点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在汉初,贾谊堪称为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主要是议论文,其中包括史论、政论以及少量学术论文。另外《新书》中有一部分故事杂编,虽有较多的叙事,目的却在于说明一定的道理,也可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议论文。贾谊散文的最突出特点,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气势。其史论和政论表现得更明显。这种气势给人以悲的感觉,却不流于哀怨;有壮的成分,但也还不是雄伟豪放。明人方孝孺用“深笃有谋,悲壮矫讦”①概括贾谊文章的气势,是比较恰当的。贾谊散文具有强烈气势的根源,是作者本人有着丰富的感情。贾谊年青气盛,眼光敏锐,关心政治,富有理想,仕途又坎坷不平。这一些,使得他时而自得自信,时而愤激不平,时而感慨不已;使得他笔下的议论文,往往不仅能晓人以理,而且动人以情。贾谊散文时有夸饰之辞。这种夸饰,在其一部分文章中,强调了他的论点,写出了他的感情,能够给读者以情绪的感染。如用“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樐”(《过秦论》上)形容秦摧枯拉朽、横扫六国的强大声势;用“斩木为兵,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王夫之心理思想研究

<正>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心理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王夫之的遗著中涉及心理学问题较多的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四书训义》等。本文试从心理学角度,对王夫之关于“心”、“性”、“知”与“能”、“情”与“欲”、“意”与“志”等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研究。     

论工夫之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王夫之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王夫之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王夫之的政治倾向从他所阐明的民本思想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王夫之的民本思想王夫之身遭世乱,历尽坎坷,而且常常以“通古今,参万变”自励。他在对古今的盛衰之理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着力捕捉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众的地位和生计的问题。“当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读通鉴论》卷八)王夫之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后,经常受到清政     

王安石才论略谈

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古代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蜚声卓然的文学家、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的见解也同样是至为精当的。 首先,王安石高度重视人才,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亡”。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知人》、《材论》、《兴贤》等许多奏摺和文章中,他援引了上自尧舜、下至隋唐朝代更替的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了人才得失和国家兴衰密切相关的道理,有力地批驳了恃权势傲贤、人才可用可弃等种种渺视、埋没人才的愚见和错举。他认为,不用贤能,不纳良策,也可侥幸偷安于一时,但决不能维持长久。     

王夫之对朱熹理学的批判

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晚年长期住在他的家乡湖南衡阳县的石船山下,因而后人又称船山。王夫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封建社会末期,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力量,向变种的孔学——程、朱理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无情的批判。在儒法斗争史上,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被称为“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封建社     

“人类学笔记”称谓质疑——兼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主旨和理论空间

“人类学笔记”只是马克思晚年众多笔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代表他晚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理论空间。将马克思晚年笔记称为“人类学笔记”掩盖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动机,甚至导致了晚年笔记与《资本论》写作无关乃至对立的论点。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完全是为了从世界市场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萌芽、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建构一种空间上覆盖世界各国、时间上包括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和各种形态的全球史观,从而完成《资本论》体系的后半部分———“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因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那种中断、甚至放弃《资本论》写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