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

日本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海洋的计划可能危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责任救济的相关规定。保障跨界损害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是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原则要求,也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条约的相关内容所确认。统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路径来分析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解读相关法律问题并考量应对方案。从国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自诸多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而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并不能证明日本履行了所有国际义务。从国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行为存在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并面临各国政府和国民进行国内追诉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寻求司法救济,均有其局限性,有必要结合法律、外交和舆情手段做好综合法治战略预案。     

国际强行法的基本法理思考

国际强行法的出现改变了国际法体系纯粹由任意法组成的局面,使得国际法获得了“公法”属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法”.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并非根源于主权同意,其法律渊源与传统国际法大相径庭.国际强行法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共同促使国际法律体系出现了一定规范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于维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之排他性,后者在于确保宪章义务之优先性.     

实现全球绿色气候的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是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一个崭新的重要议题,它直接决定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能力和程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国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以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的国际法依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能力建设的基本国情及其法律保障的现状,尽快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英文)

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必须准确、系统、全面表达和传递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本质特征以及国际法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基本概念、关键术语、主流的理论或学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等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应充分、及时体现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理念,应全面顾及国际法治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的国内、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四个基本层面,应遵行、符合或顺应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全球化与多边主义、区域一体化与区域主义、国际共同体义务（或权利）和中国和平发展需要等原则、规律或趋势,应将其基本功能定位为：推动当代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广泛适用,促进当代国际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推进中国的法治进步,维护中国利益、尤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并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     

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研究

中国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由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部分组成,以国际法规范为主。但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规范来看,仍存在很大缺陷。结合国际上较为成型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笔者认为中国宜采用德国模式,建立并完善中国保护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     

国际商法渊源视野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功能、性质和协调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规定的国际法的渊源,同时它也是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对一般法律原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与国际商法的起源、发展与适用关系密切,展示了国际商法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脉络。本文正是从国际商法渊源的角度出发,对一般法律原则的性质、地位和功能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将其与国际商事惯例这一重要渊源进行比较,并分析其与国际商法其他渊源的冲突与协调,得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商法必不可少的渊源形式,对于弥补国际商法的法律漏洞,促进国际商法的统一和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的结论。     

BBNJ国际协定环评规则制定中的焦点问题分析及中国应对

环境影响评价是正在制定中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BBNJ)国际协定的重要组成内容。作为一项国际法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的环境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最新发展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一国际立法进程以建立协调有效的BBNJ法律框架为目标,以不损害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框架为原则,赋予了环境影响评价国际规则新的立法定位和现实意涵。在BBNJ环境影响评价立法中,主要规则内容的确立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了国际海洋法治发展演进的趋势,更攸关各国海洋利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对于新形势下的中国而言,需要从参与国际法治和统筹国内法治两方面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BBNJ国际环境影响评价规则体系。     

日本农业法律体系与变迁规律探析

日本以《农业基本法》为“母法”,制定了200多部配套的农业法律,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法律体系。日本农业法包括农业基本法、农业基础法、农用土地法、市场流通法、农业主体法、农业金融法、灾害保险法和质量检查法等内容。日本农业基本法以1961年《农业基本法》为基础,现行农业基本法是1999年颁布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该法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有关粮食、农业、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谋求全体国民安全和安心,农业生产者自信和自豪,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和农村共存。日本的农业法律地位十分突出,注重农业结构调整,将农业问题和资源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农业法律体系中,国际规则的价值和国内法的观念冲突时,国内法的作用明显。     

浅析和谐社会中法律秩序形成之因素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建设符合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现象,同时也是法的基础价值。法律秩序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为人们提供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笔者拟通过法理学视野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各种学说对法律秩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归纳法律秩序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和法律秩序所独有的社会功能;第三部分旨在详细分析法律秩序形成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威的树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     

论法律文化及其构建

法律文化是文化现象在法律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讲,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技术性法律文化和法律现象精神部分的法律文化。从这两方面认知法律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对传统法律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的态度,深化对法律文化在法治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体现在立法价值目标体系、法律心理价值体系和法律理想价值体系等方面。对于法律文化的构建,我们既要注重加强法律文化的物质、经济根基建设,坚持正确的原则态度,又要采取有效方式方法,培育优良法律行为模式。     

冷战后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改传统的以“防”为主的战略,更多停留在宣传上的反扩散政策,提出以“先发制人”为指导思想,构建以“反”为主、“反、防、管”三位一体的反扩散新战略。然而美国这些凸显单边主义、带有双重标准的反扩散措施也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国际军备竞赛、国际与地区防扩散斗争以及现行国际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路径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创设的监察法治体系基本建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衔接运行自然成为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问题尤为关键。学界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法衔接”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程序界分讨论较多,异议较大,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维度下诠释其在打击贪腐违法犯罪中的法治意涵。监检权力衔接运行具有独立的监察权的行为属性,区别于公检机关的侦查行为;同时其法治实践存在“确认的一致、补充的一致和异议的一致”三种情况类型,可以在“法法衔接”的逻辑证成中予以司法法治关切;另外,其具体法治实践可以重点关注退回补充调查和证据移交审查等方面解决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国际法中“权威学说”功能的流变与当下意义

"权威学说"是明文规定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法律概念,其在国际法中的功能由早期的直接国际法渊源逐步演化为辅助渊源。这一流变具有"权威学说"本身的缺陷和国际法整体的发展两个方面的原因。近年来,以《塔林手册》为代表的新型"权威学说"在国际法实践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权威学说"是当前国际法学者沟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我国应当重视"权威学说"在加强国际法律事务话语权中的作用,推动构建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应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

在法治社会中法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值得厘清的,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之后,认清这一问题就更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长期的法学观念中,法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由此,为政治的需要而随时修改法律以及要求立法、执法和司法去迎合不断变化的政治要求,就是必然的和应当的。这种观点当然推不出“依法执政”的结论,相反,与这种观念相吻合的倒是“依政行法”。法治及“依法执政”的理念,提示了法对执政党的制约和政治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法与…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

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礼治·判例法”、“法治·成文法”、“礼法合治·混合法”三个主要阶段,其糟粕是“亲亲”、“尊尊”的差异性精神和“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也包括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以及日臻纯熟的法律艺术等精华部分。为促进我国当今的法律文化建设,应当在努力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科学地借鉴“混合法”样式。这样,有助于开创我国新时期法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时际法与领土的取得——基于解决领土争端中的理论与实践

时际法原是国内法的概念,用以解决新旧法律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问题,其精髓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时际法自1928年首次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适用后,国际司法机关在领土争端案件中数度予以适用。本文对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及其现今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理论和实践作了一些评述和分析,以使人们对时际法的概念和作用有比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