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儒学:基于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述评

1980年代以来,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多元现代化世界,儒学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借鉴汉唐儒学的发展经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在人权、伦理、生态、全球化等问题上基于儒家思想所作出的思考,如仁体和用、道德的生态观、道德的政治学、多元普遍性价值等思想体现了当代大陆儒学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新生,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基于儒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多元现代化世界,儒学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借鉴汉唐儒学的发展经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在人权、伦理、生态、全球化等问题上基于儒家思想所做出的思考,如仁体和用、道德的生态观、道德的政治学、多元普遍性价值等思想体现了当代大陆儒学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新生,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基于儒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在竞争中生存——试论张载的本体论思想在儒学复兴中的作用

儒家哲学在汉初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之后,随着道教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的哲学史上逐渐的形成了儒释道并行发展的现象。由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地位高于儒学。为了儒学的复兴,张载建立了他的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本文通过对探讨儒家本体论在隋唐之后的缺失,以及张载在本体论方面对《周易》和佛教思想的学习进而审视其在儒学复兴中的历史作用。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论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有一个前后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五六十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上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化与变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张氏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缺乏认真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熊十力的新易学

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新易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一、“归本《大易》”的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归本《大易》”,完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他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1932年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原名《境论》)正式出版就已宣告完成,这是不妥的。他自己在1952年删定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删定记》中就明确指出：“《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即使1944年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其哲学本体论建…     

中国儒学和文化精神的新阐释——读《先秦儒家哲学新探》

邹化政教授新著《先秦儒家哲学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是近年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先秦儒家哲学史.全书共七章,包括“导论”在内可以分为四大部分.首先,为了纠正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种种误解,《新探》的长篇导论从中西比较和融合的角度,集中论述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阐明了儒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以确立全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原则;其次,《新探》以对中国哲学传统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为基础,揭示了中国古代迥异于西方的道德传统,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的“人道即天道”的哲学原理;复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中庸》对于儒学阐释的意义——由《中庸》地位问题的争论看当代新儒家的儒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围绕着《中庸》的成书年代以及《中庸》在儒家经典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对于《中庸》地位的不同看法,在根本上决定了对于儒家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在这种争论背后,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理论立场以及阐释方向。当代新儒家以徐复观、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以"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义理架构来阐释儒家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中庸》中出现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是这一阐释的历史的、文本的根据。所以,他们在这一争论中,坚持《中庸》一书为早出。并且,这一思想结构为他们建构儒家思想的发展谱系提供了"判教"的标准,进而为当代新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方东美对现代新儒学审美化方向的探索

在现代新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三个方向中,方东美对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宇宙本体论中,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美学中"普遍生命"的艺术性,以之为艺术价值的根源与依据;在人格超升论中,他致力于建构包括诗人品格在内的"综合人格",将艺术精神的主体内在地包含在综合人格建构的努力中。方东美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其哲学探索的主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     

杜维明与儒学的现代发展

杜维明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他的儒学言说是建立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给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道路,他试图纠正人们对儒学的一些传统看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他站在世界性问题的角度挖掘了当代思潮与儒学的相关性,从做人以及人格塑造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他对儒学现代发展路径的探讨内容丰富,主要有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儒学内部的深度挖掘、走向世界、广泛参与等。他对儒学的弘扬并非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的、理智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学负面价值的反思上。探讨杜维明的儒学言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也对我们把握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儒学研究的里程碑──《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述评

从８０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 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研 究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编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三十多种、逾千万字的 论著；使现代新儒家在大陆从绝学成为显学，并在港台和海外产生重大反响，可谓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 首屈一指的代表者。其中．《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作为方先生十年精心致思的结晶．不仅是方克立 教授的一家之言，而且以浓缩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大陆新儒学研究的基本进程，堪称新儒学研究的里程 碑。 全书收入方先生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的论文、演讲、书评、短论、序言等３７篇，分为四组．另有四篇答 记者问作为附录。第一组和第三组侧重于对新儒学的宏观审视和总体把握；第二组带有个案研究的性 质；第四组主要是方先生在研究新儒学的同时所提出的文化主张和哲学理念，特别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 的阐扬。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儒学走向世界的引领者—杜维明

正他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他学贯中西,享誉国际,数十年磨一剑,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哲学;他奔波全球,风雨兼程,为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意义的工作。他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接轨,通过借鉴跨学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李纯甫儒学思想初探

李纯甫是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身为儒家子,儒释道兼修,断言大道将合,力求三教合一,并一生为之努力不懈。《鸣道集说》是他仅存于世的学术专著,本文将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从关于《鸣道集说》、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学与佛学、大道合一四个方面,对李纯甫的儒学思想作以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