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组织视野下澜湄合作机制的法律基础建设

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面临着机制性质定位不清和法律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本文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性质、法律基础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探索性和前瞻性研究。澜湄合作机制具有国际性、组织性、常设性和治理性,可以纳入流域委员会和宽职能类别的流域组织。从流域组织的视野来看,澜湄合作机制的现行法律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法律人格缺失、国际水法原则缺位、制度化水平偏低。根据主导国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国理性选择、法律与外交的融合等相关理论,以及出于增强流域治理的有效性、解决流域涉水集体行动问题、规范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关系等现实需要,近中期澜湄合作机制需要加强法律基础建设。具体路径包括：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纳入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建立集中化的信息共享、拟议项目的通知和磋商、流域环境监测、成员国行为监督、混合式争端解决、外部行为体的分类参与等一系列流域治理机制。     

水资源治理与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11月,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跨境水资源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澜湄水资源治理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引入水资源治理理论和澜湄命运共同体议题,以流域国家水资源开发政策为背景,分析研究推进澜湄水资源治理的原因、水资源治理对澜湄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而对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提出初步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倡议网络及其影响

冷战后,社会组织及其行动在全球和区域议题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通过不断搭建各种类型的倡议网络,一方面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提高公众意识,在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各种社会组织既发挥着重要作用,又面临一定的发展障碍。本文从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视角,梳理了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以及对澜湄水资源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案例分析了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面临的制度化障碍,提出中国应客观看待和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在流域和国内两个层面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化安排,鼓励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推动实现澜湄水资源的良治。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例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历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冷战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互动关系

目前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关于国际机制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基本倾向 :其一 ,较多侧重于国际机制对中国的要求、制约和规范 ;其二 ,较多侧重于中国对国际机制的认识、参与和遵循。针对这种现状 ,作者尝试从中国与国际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角度 ,研究二者互动的历史条件、动力、具体表现、结果与意义 ,以突现中国通过与国际机制的互动所带来的自身变化及其对国际机制的反作用和贡献。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欧盟海洋治理模式论析

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使欧盟开始关注海洋治理,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特定的治理结构,囊括主体、客体、机制和目标四部分。欧盟海洋治理模式反映欧盟与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受到治理区域、治理能力不对称程度和治理意愿强弱三个因素影响。在海洋治理域内,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主要依据治理能力划分为竞争型和主导型,其中竞争型治理以制度竞争为主要手段,通过国际规则处理与全球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关系,而主导型治理下欧盟发挥关键性作用,推广规范和标准。在海洋治理域外,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依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划分为参与型和兼容型,在参与型治理下欧盟发挥辅助性作用,在兼容型治理下欧盟倾向于减少制度竞争,推动治理机制对接。欧盟海洋治理模式面临治理能力与意愿不匹配、成员国协调困境和主体地位弱化的局限性。未来欧盟将持续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实践中完善和扩展治理模式。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英文)

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必须准确、系统、全面表达和传递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本质特征以及国际法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基本概念、关键术语、主流的理论或学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等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应充分、及时体现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理念,应全面顾及国际法治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的国内、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四个基本层面,应遵行、符合或顺应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全球化与多边主义、区域一体化与区域主义、国际共同体义务（或权利）和中国和平发展需要等原则、规律或趋势,应将其基本功能定位为：推动当代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广泛适用,促进当代国际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推进中国的法治进步,维护中国利益、尤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并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学会组织参与新工科现代产业学院平台化建设策略研究

面对新时代与新挑战,针对现代产业学院目前面临的建设策略模糊、治理体系滞后、育人模式僵化等问题,该文从创新现代产业学院组织架构的视角,为新工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随着学术型社会组织团体数量的增多,其赋权能力与服务力逐步增强,特别在参与新工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面发挥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为此,该文从构建新工科专业联盟协作体、积极推进区域新工科公共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用金服”综合一体化创新服务平台三个方面,探讨在学会组织深度参与下的新工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策略,从而全面推进新工科教育生态良性发展。     

中国的供给低效率通货膨胀与货币银行危机

文章从模型上论证了中国目前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微观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具体分析了经济低效率通过银行货币体系导致通货膨胀的过程及银行货币体系潜伏的危机。整篇文章分析的政策含义为：总需求控制对于供给低效率型短缺是没有用的；治理低效率型通货膨胀，只能从制度创新、规范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供给入手。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以中国和印度为比较案例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的环境压力。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反馈效应亦再造/强化了其集体身份,使新一轮国际—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获得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行。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如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路径主要包括通过现有国际制度进行推动,新建专门性的全球发展倡议组织以及打造基于“倡议+”的国际制度对接模式。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性安排要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为首要,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通过制度建设展现一个更加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