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李世英在明清之际诗学思想的演变中，遗民诗人的理论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杜作为遗民诗人中的“大家”￣①，其诗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色，而目前尚未见专门论述之作，本文拟作初步探讨。杜（１６１１－１６８７），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岗人。明...     

中国传统译论“神似”源流考

“神似”中“神”的含义与中国传统画论、文论中常使用的“神韵”“气韵”一脉相承。“神似论”可以追溯到道家对“形”“神”概念的讨论。庄子在批判继承老子整体思想后,对形神观念有进一步阐发。唐代后中国诗学审美发展过程中,只追求“神”,而舍弃“形”的思潮日盛,求“神”成为当时审美评判的最高标准,在此背景下,“神似”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审美标准,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关于翻译“形似神似”之说,茅盾、郭沫若、闻一多等有专门论述。傅雷在大量优秀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提出“神似说”,将“神似”翻译思想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并被翻译界普遍接受,影响深远。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论杜甫诗学品格的审美取向

杜甫不只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登上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创作的峰巅，成为“诗圣”；就是在诗歌美学探索上也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建树。本文试就杜甫“转益多师”和“健笔凌云”两个极富审美特色的诗学观点，研讨其诗学品格的审美取向，以就正于方家。一种诗学理论的构建...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理论发展的流向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

本文对20世纪初期以来近70年的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和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进行了宏观考察和研究,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起多元开放的“人的文学”观念体系,到了30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分化成两大主要理论体系,即以鲁迅、周扬、冯雪峰为代表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由于适应了中国急迫的社会政治革命要求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非功利的文学审美理论,在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范畴之外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想。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中一些真诚的理论家,在把握“文学-人”这个核心进行艺术思考时,不断突破自身的理论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对立面的某些理论思想,从不同的方面改造和发展着“五四”开创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构成了总体历史发展的多向分离和总体趋近的运动轨迹。这将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有两点历史启示:一是文学观念的建设必须以文学和“人”为核心,对于文艺规律的探讨不能偏离人所创作的这个文学主体;二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应该向着历史的“新的综合”目标前进。     

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意义——以元代诗歌为例

中国艺术思想大量存在于诗歌中,是以诗体形式言说的。以诗体形式言说的艺术思想,涉及了艺术的功能论、创作论、风格论、接受论、艺术关系论等各个方面。在中国诗歌史上,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以元代诗歌最具代表性,其言说的艺术主要是绘画。不同于专门的艺术论著,诗体言说不仅强化了绘画的写意性,而且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语言;诗体言说在俗文学兴起的潮流中,强化、捍卫了诗歌的雅正传统;诗体言说深入探讨了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沟通了不同艺术之间的美感。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在元代艺术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元代诗歌、绘画的鲜明特色,并促使元代诗歌、绘画攀向了中国高雅艺术的峰顶。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在身体中寻找"真实"——重读茅盾小说《蚀》

本文通过对茅盾《蚀》的分析来观察茅盾早期文学创作追求个人体验的真实与他热衷的女性身体描写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发现“女性身体”在传达作家的个人体验时所具有的表现功能。同时,在《蚀》中,茅盾书写女性身体的方式源于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本体性的身体观念,这种身体观念进一步影响着茅盾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并且,茅盾由“体验”向“理念”转向的创作历程,也说明革命文学对真实的追求与理念的限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悖论。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古代词论中的"诗余"范畴

“诗余”是古代词论中出现率极高的范畴。作为对词的称谓,它包含着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过程的认识,凝聚着古代词学家对词体价值地位的思考,也成为词体不断新变、从艳俗走向雅正的理论依据。“词为诗余”的观念显示出中国古代词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相融性。     

二十世纪社会学方法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

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几乎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在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社会学批评方法是对之作出批判的.社会学批判,直接导致了俄国形式主义在其发源的国度内被封杀,同时也在对布拉格学派的否定上体现了出来.从巴赫金的论著中,可看到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所受到的社会学批评.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虽体现了当时的理论面貌,但也存在概念混乱的情况.第一,此书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兼顾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与矫正简单化批评.既然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那末自然也会坚持反映论的文艺观,进步在于,巴赫金使之多层次化了.第二,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将诗学分为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巴赫金将这两者间的关系给搞糊涂了.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个概念也被巴赫金"中介"论的辩证游戏给搞混淆了.这样,巴赫金所打通了的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项,就都被否定了.理论诗学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现实的文艺运动以及过往历史中的文学史,二是来自其他意识形态部门.理论诗学自然也处于变动中,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而造成的不同意识派别的兴替,使得它们向着理论诗学衍生过来的态势产生了变化,用句通俗的话说,即造成了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值得提出的是,现实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也会产生出属于文艺自身的问题.第三,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其语言学取向.二是批评其否定的方法.三是批评形式主义的体裁观.四是批评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有击中要害的地方,也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甚至距离较大的地方;他的意见有可取的,也有错误的.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必须从具体的作品、从历史的丰厚沉积中提炼概念,才能有创见.巴赫金深入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复调小说"概念."从历史中提炼出狂欢节化"这个概念.从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中摆脱出来后,巴赫金的才能便得到了发挥,以这两个有一定创见的概念引起了西方文论界对他的注意.布拉格学派正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的上述理论发展趋向,而引出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说的.康拉德对上述"综合"说作了批判,他的社会学立场比较机械.社会学批评与结构主义相比,所注意的确要宏观一些,对深入到系统内部的微观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忽视.然而,将这种区别简单地概括为一般与个别的差别,则是不科学的.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探源——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研究视角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的比较

《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对《诗》《乐》所做工作的记述,显示出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不同面向：第一,从《诗》之结构看,《论语》“兴观群怨”是对人生意义的全副涵盖,《孔子世家》“四始说”突出了人伦之道与政治教化。第二,从“乐”之功能看,《论语》侧重于涵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孔子世家》着重于维系天下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第三,从孔子师生之间论诗的对话看,《论语》是对《诗》的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特质;《孔子世家》突出了孔子为天下修道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其政治哲学倾向非常明显。两种文本中,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是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旨趣的诗学维度。     

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

本文就宇文所安重要诗学理论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书中提出的“非虚构诗学”命题的提出、论证、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指出,宇文氏中国传统诗歌“非虚构诗学”的假定更多基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策略,以推举出中国传统诗歌为理想的诗歌,以此颠覆西方虚构诗学传统,但这一命题如回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仍有诸多不确之处.     

非理性主义与科学思维的合流——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新解

唯美主义无法真正隔绝科学思维的强势影响，在诗学和创作的错位中，唯美主义对文学形式的认知和建构体现了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冲突与平衡，集中反映在文学与装饰艺术“装饰性”观念的互文关系上。由于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合流，当文学的视野被理性的科学主义影响时，重感受、重体验的美学特质却日益浮出水面，使文学以一种反作用力向非理性突进。对文学形式观念内在矛盾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唯美主义思潮。     

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政治意识化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观念的形成对当代东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观念的建构中,以及此后的延伸与发展中,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明显分流.无疑,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的形成都是与不同的政治意识紧紧地交合、渗透在一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都在努力阐释和宣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各自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观念不同,因而他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