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比较制度主义：历史、特征与价值评析

制度研究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重心,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学界对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在制度研究被遗忘的行为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比较制度主义学派坚守着制度研究的理念。他们对于制度的研究融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比较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制度主义强调“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尝试打开制度“黑箱”,寻求发展可测试的制度理论。偏重经验的制度分析以及对制度科学化的关注使比较制度主义学派研究成果颇具学术影响力。对比较制度主义的历时考察与特征分析,将有助于发掘新的制度主义演进脉络,丰富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推进制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制度供给与权益改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公平正义和风险规避之内涵。政府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约束力不强已经构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瓶颈因素。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和组织协调,在户籍改革、社保体系与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制度正义与个体仁爱——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实现途径探析

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实践不管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还是鉴于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差别原则如何得到实现?实质上,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存在一种较明显的通过制度的正义安排的实现途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通过个体仁爱善行的实现途径.     

中国交通行业防治腐败的制度创新:原则、内容与保障

本文在对中国交通行业的腐败现状进行概括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业防治腐败制度体系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进而指出了进行交通行业防治腐败制度创新的原则,并对制度创新内容与保障措施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多元表征与实践选择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是当前缓解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压力、开发老龄人群互助服务资源、重塑老人社会尊严、提升老人居家养老生活质量的重要社区养老服务递送方式。通过引入公共服务的社会建构视角,将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建设从以供给为中心转向以需求为中心,从构建开放对话程序、建设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网络、尊重社会养老观念等社会建构路径着手,通过建设自由表达、平等公正的互动平台,建立合作生产的服务递送网络和挖掘社会养老观念资源推进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实践,以期充分发挥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机制优势,更加凸显其在有效回应老龄群体的定制化需求、提升多元主体在服务递送过程中的互动合作以及促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方面的重要价值。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的制度逻辑、地方实践与优化路径

非公企业是助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组织实体,是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力量。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深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持续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以广州为代表的地方实践响应中央顶层设计部署和非公企业发展需求,坚持"一条主线"(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两路并进"("强党建""强引领"两手抓)、"三化同步"(标准化、制度化和品牌化同向发力),努力把非公企业党组织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推动企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立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的重点是完善制度建设、理顺运行机制和建强人才队伍。     

市场、政府与适宜的制度:对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理论反思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一个具有较强自主性和较高国家能力的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失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效的产权形式、经济组织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内生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但是,在一个阶段适宜的制度在下一个阶段有可能成为不适宜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市场比较完备之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国外“中国制度特色”问题研究：理论框架与评析

近年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制度特色＂的基本定位、核心内容、特点优势等问题对中国＂制度特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对中国制度特色的属性问题、中国制度框架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中国民主政治道路问题以及中国制度特色与＂普世价值＂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广泛的争论。梳理和分析国外学者的研究观点有助于我们以多重向度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全景。     

唐代关中碾硝与农业用水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水资源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在水资源不太充足的关中地区势必会造成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讨论唐代关中地区碾硙与农业用水之间矛盾的产生及其解决方法来反映唐代水利管理状况,以期对现代水利制度的完善带来启示.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理论逻辑、关系演化与实践路径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需要从整体和局部视角研究其理论逻辑、内部关系演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夯实现代市场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重点的中国式绿色制度,是基于多主体关系性合约网络的激励相容制度创新。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合力以及避免“监管监管者”悖论。监管制度子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互补性和时序性。当存在替代性时,要优化制度选择;当存在互补性时,要重视前提性制度创设、制度匹配耦合和制度绩效提升。在技术性监管和制度性监管耦合作用下,从机制设计到监管实践、再从监管成效到机制完善的螺旋式迭代升级路径,构成了中国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信用数字化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现实逻辑、制度优势与时代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全球经济低迷,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内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40多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坚实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破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贡献了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贵州省：落实政府、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贯彻救助、保护与教育的方针

2003年8月1日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以来,贵州省各级民政部门及各救助管理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由收容遣送制度到救助管理制度的平稳过渡,贵州     

党代表提案提议制度：成效、问题与完善之策——基于江苏省射阳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的调查

推行党代表提案提议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也是我们党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和增强党的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江苏省射阳县作为全国首批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县,在推行党代表提案提议制度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挫折经历、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以10家企业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为例

通过对不同产权形式的10家企业的共921个城市工人对（组织外）各社会现象公平与否的认知与判断（即社会不公平感）的调查发现,城市工人的总体社会不公平感较强;挫折经历、人力资本和企业制度都对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有一定影响,且对工人的经济性不公平感、社会性不公平感和生理性不公平感分别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理论化与制度精神——由《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引申的几点思考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是近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理论化尝试。研究者以理想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重概念框架,力图呈现和解释作为总体现象的乡镇企业的多维面相和总体意义,揭示其展现出来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这项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研究视角、概念框架与经验问题的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取向,不仅体现了研究者所提出的“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张,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化颇具意义。尽管该研究在总体概念框架的论述和对乡镇企业的制度精神的阐发等方面尚显不够,但依然体现了运用适当的经典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经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