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酷吏溯源

酷吏是曾经活跃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官员类型,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思想根源和制度保障是酷吏现象在汉代出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汉代酷吏的考察动态地分析汉代法律文化的走势,并阐明儒法合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道德价值秩序的重建

1 近代以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全面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按照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 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道德伦理已经全面失范,如何建构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秩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存在迷失”。人生在世,必须确立一套终极价值信仰,借以解答一些人生的形而上问题。儒、释、道三家都曾向传统中国人提供过各自的宗教性的终极意义信仰,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儒门淡泊衰微,“内圣外王”式的人生境界被认为不合时宜以后,中国人向何处去重新寻觅生存的意义?再次是“形上的迷失”。西方科学曾成功地解答了外部世界的“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但对世界的“究竟     

宋代法律价值冲突的整合 ——以"亲邻法"为例

宋代是开启中国近世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宋代"亲邻法"规则不断演进的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法的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华"和合"文化、"情理法"一体的司法理念对法的价值之间张力的调适和整合。宋代"亲邻法"规范的变迁既推进了田宅交易自由和效率,又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秩序,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聚合力。这一法律制度变迁蕴涵的法的价值理论、昭示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法律哲理,对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具有史鉴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治国富民”的社会理想、“义利相兼”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协和万邦”的世界胸怀是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者,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软实力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简论文言文中的传统文化及其扬弃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宝库,她蕴涵着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丰富要旨。从其反映的历史来看,自先秦到明清,绵延数千年,可以看出我们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史;从其反映的内容看,汇集有儒、道、法、墨、佛诸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意识。可以说,那些传诵已久、脍炙人口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的四维审视

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四个基本问题,从“何以振兴”“何以竞其优”“何以堪大用”“何以是中国”四个维度,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以及从中蕴育化生的“和而不同”“此心光明”两座文化大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经世致用,首先体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党人的“不忘初心”、坚韧定力提供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厚底气、深厚支撑,因应时代要求,也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儒道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对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哲学思考

一般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或儒道互补为体。然而，在儒或儒道互补所显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着实蕴含了中医学的胚质和繁衍基因，同样，中国医学文化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指出这一事实，明确中国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应有地位，是将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行之路。     

大舜文化的价值分析与品牌构建

<正>大舜，传说为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的首领，为五帝之一，是我国上古时期孝子、贤臣、明君的典范，其勤政爱民、知人善任、以和为贵，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德为先，重教化”为核心的大舜文化逐渐丰富并流传下来。大舜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且立意深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对现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大舜文化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前，人们应大力构建大舜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大舜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困境

从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到建构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国政府的社会发展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社会的发展程度,而建构和谐社会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的运行秩序.那么,怎样有效地协调中国社会的运行秩序?这成为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百年历程、重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确立了历史起点,也开启了其百年建构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部署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建构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产生了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取得了系列重大成就,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和谐景况：差序格局与仁礼纲常

差序格局可以从个体中心和社会整体两种视角得到更完整诠释,人格差等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不同”之和的必要前提。“不同”之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落脚点,仁礼纲常以“和为贵”为出发点并以“和而不同”为依归,进而在古代中国和谐景况的建构过程获得语境化的正当性。     

汉——唐法律思想略论

本文阐述了汉——唐时期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消长融合的演变过程;结合法制的沿革、法律的实行和法律平等及肉刑废复等问题,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分歧点和本质上的一致性作了说明;论述了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法律思想演变的影响;指出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随着西汉开始的法律儒家化,逐步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以儒学为伪装、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的地主阶级正统法律思想。     

高友工的“内化原则”与中国抒情传统建构

高友工建构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整个汉学界都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主脉就是“抒情传统”,而“内化”恰恰是这一“传统”的关键原则。从“内化原则”出发,高友工对整个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情感生发机制做出的阐释,对于主体的认知结构的理解等为后人继承“抒情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宪法秩序形成的文化内涵

西方维护自由的秩序价值观创生了宪法秩序,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宗法秩序。宗法秩序的价值是维护专制。中国传统的秩序价值观作为文化沉淀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制宪和行宪,它对舶来的宪法进行了权力设置的重构,使得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权力始终朝一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培育宪法秩序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文化的重构作用。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论韩非对商鞅重刑思想的发展

商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韩非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进而强调“求过不求善”,严刑重罚。这一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成为了秦代最重要的治国手段。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法律思想的确立,重刑思想逐步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所取代,但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儒家思想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治国思想。     

论“三个务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习近平“三个务必”重大论断的孕育生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精神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是揭示“三个务必”思想源泉和精髓要义的文化基因。通过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谦恭虚己、奋发图强”的行为规范，“敢作敢为、有勇有谋”的斗争精神等进行深刻阐释，充分彰显了“三个务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其成为诠释“三个务必”的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