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功范例——“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学术成就评介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目标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海内外炎黄子孙尤以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从未中断而引以自豪。但是,我国古籍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     

北豳先王遗风蠡测

民俗群众文化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利用民俗材料印证文献资料说明周人的兴趣。 《国语·周语》载:“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亦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从《史记》谈中华文明的源流

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到底谁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众说纷纭。然而,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记载。本文从《史记》的《五帝本纪》中的记载谈起,分析了炎、黄二帝生活的年代,以及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炎帝即神农氏,最早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开端。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

<正> 牛郎织女的故事,典型而概括地反映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受到封建礼教长久统治的国家的文化的特色。而且,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演变,同我国几千年古代经济和社会历史的演变有着形影相随般密切的联系。“牵牛”“织女”两星名最早各代表着商、秦两族的一个祖先。“牵牛”即《世本》、《天问》、《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所载最早“服牛”的殷先公王亥,他的名字见于甲骨文。“织女”即《史记·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使黔首自实田”解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二一六年)颁布了一条确立封建经济制度的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但是,非常可惜,这一法令不见于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的正文,只是裴 《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使黔首自实田也”,想必是《史记》脱落,徐广给补上的。徐广是晋、宋间的人,为《史记》作了不少有益的注解、考证,他补的这一条具有极其重大的史料价值。 “使黔首自实田”是什么意思?一种说法是:“让百姓自报占田数目,按亩纳税。”这可能出自马端临所说“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这种解释对不对呢?有没有语言上的和历史事…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司马迁与班固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伟人，他们所著的《史记》与《汉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汉书》不仅在体例和规模上，而且在选材编排上都在向《史记》学习，甚至很多篇章与文字都是直...     

《吴越春秋》讹误考辨

《吴越春秋》是一部较为完备而有条理地叙述吴越历史的专著。赵晔正是通过杂抄史书、熔汇传说、记录谣谚俚歌,进而驰骋想象,演绎了吴越两国兴亡、盛衰的历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功不可没。由于该书抄撮旧史,谬误之处不少。元徐天祜及清人已有所刊正,但尚有未曾辨正或失之简略,为此笔者曾将其舛讹之处,逐卷罗列,稍加考辨,现择其部分,记述如下。1.《吴越春秋》卷一,概述吴族世系,“……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作“熊遂”,系一人。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记录了这相异之处。考之吴世次,“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贞(《索隐》:“太伯至寿梦十九代,诸樊已(以)     

从《虎符》与《信陵君列传》看郭沫若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分析了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与郭沫若的《虎符》,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寻求其原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艺术个性,探索郭沫若对古典文学如何继承、借鉴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辞源·劳苦》撮录原文有误

修订本《辞源》一册280页“劳苦”条,书证之二云:“《史记·项羽纪》:‘劳苦功高而未有封侯之赏。’”按:书证撮录原文,随意删除文字,又将相邻句子拼凑一处,造成引文失误,且令读者以为“劳苦功高”这一成语在西汉《史记》成书时已经定型,其实这是不确的。《项羽本纪》只是成语“劳苦功高”的语源,且分属转折复句中的上下两个分句,并未定型化。《史记·项羽本纪》原文,乃是鸿门宴上樊哙闯帐,为刘邦责难项羽之言:“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①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因此，司马…     

浅探《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本文从多个侧面探讨《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认为这些浪漫主义因素非但没有影响《史记》作为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相反 ,这正是《史记》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史记》三部著作为主要依据,来探讨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概而言之,其共同特征是:美恶并举,褒贬分明;冶文史于一炉,酌奇而不失其真。(一)秉笔直书,美恶并举,被奉为历史家的史德,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褒善贬恶,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中就出现。但比较隐晦,《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刘勰也认为,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