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加速启蒙——当代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探析

当代左翼加速主义以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为主要理论支撑,对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批判,并以数字技术的解放潜能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辨支点。左翼加速主义认为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催生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仍是旧有生产关系参数框架内的继续。实现社会的后资本主义转向必须加速技术进步并将其重新目的化。左翼加速主义将传统上属于右翼话语体系的加速思想引入左翼框架,丰富了当代左翼理论的最新光谱,具有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面向,也具有难以剥离的乌托邦色彩。     

空间、时间与生命政治：价值形式的三次重组——从《资本论》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式

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详细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形式的变化。从产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在产业劳动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变化为产业利润的形式。在空间形式上,产业利润需要进一步与商业利润、地租、利息、物流和仓储等领域的利润进行重组和分配,形成价值形式的第一次重组,即空间重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诞生了虚拟资本,而事实上参与分配的是面向未来的剩余价值,即价值形式的第二次重组——时间上的重组。在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平台的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将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变成“人力资本”,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从而让劳动价值形式再一次发生变化,让可变资本的部分变成数字平台掠夺和收割的意向,即价值形式的第三次重组——生命政治的重组。     

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20世纪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透视、分析和批判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从注重文化层面的激进政治斗争,逐渐走向承认自由民主制,并且力求在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内拓展社会民主,这些成果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但也从多角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

在19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曾经风靡一时的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帝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19年后,《帝国》中的一些论点已经过时,但他们的一些论断仍然在今天起着作用。尽管今天的帝国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也没有抵挡住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仍然具有内在价值,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实质从属。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缩小,相反,资本对人的奴役、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盘剥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被强化,导致了数字帝国主义的兴起。数字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数字帝国主义正是19年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实现。     

人类与ChatGPT的共存共生：从“数字鸿沟”到“数智鸿沟”——以日本“技能重塑”计划为例

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带来技术惊喜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AI代人”的讨论。这场危机是数智时代的副产物“数智鸿沟”的全面升级,个人生存和国家技术治理受到严峻挑战。在全球对技能贫困者的广泛关注下,日本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人才危机应对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技能重塑”计划,作为“新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下强化人力资源投资战略的支撑性举措。日本原有的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和产学官连携机制在计划施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人类与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共存共生提出了新课题：如何在定政策、设标准的总体思路下,调动企业能动性、更新技术认知并警惕“唯技术”的导向风险,日渐成为AIGC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现实。     

"第三样时代"与人的现代性——从鲁迅《灯下漫笔》谈起

鲁迅《灯下漫笔》中所揭示的"第三样时代"即为人的现代性全面发展的时代。所批判的两个时代的循环——"暂时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是高扬人的现代性价值的宣言,是个人追求人的现代性的哲学表述。而与《灯下漫笔》构成文本互涉的《祝福》,是鲁迅揭示两个时代循环的文本诉求与思想印证。以此观之,鲁迅作品被视为人的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是因为鲁迅思想彰显的是对启蒙现代性价值的追寻,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确立人的现代性。     

从硬能力到软能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政治学思考——基于政策过程的视角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软能力在气候治理中具有一种"退隐"却巨大的能动作用。从政策过程理论来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的困境在于制度性推动力不足,可能导致政策过程滞缓,影响政策供给能力;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善的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社会利益表达不均衡以及参与结构的封闭趋势,导致强势集团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破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困境的政治学思路,在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过程的制度性推动力,保障政策流程的制度化、规范化、稳定化;健全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促进各种利益主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竞争,防范竞争失序;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参与结构的开放程度,通过建立均衡的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降低政策协商的门槛。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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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9-10日,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社会》杂志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2010年度学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社会体制与社会发展”。会议邀请了一批当前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以1970年前后出生为主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周飞舟（北京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赵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天夫（清华大学）、成伯清（南京大学）、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宏（中山大学）、桂勇（复旦大学）、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和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上海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李友梅、张文宏、仇立平、肖瑛和部分青年学者,以及《社会》杂志编辑。本次论坛围绕《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一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申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讨论和诸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