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尺牍文体的再兴与文人著述交游:基于王晫往来尺牍的考察

尺牍文体盛行于万历年间,康熙时期再度兴起,这是晚明清初文人日常交往中刻意筹划著作的编刊与传播的必然结果。清初杭州文人王晫著述颇丰,尺牍往来日繁,有意将其保留、刊行,并纳入全集与同人集,还在多次编纂中对尺牍文本进行改动。尺牍既是交游的媒介,也是其写照;既伴随著述的赠送、交换,又是关于诗文著述的独特阅读反馈,被用以提高个人声望。尺牍超越实用功能而升格为著述文体,文本形态被数次重塑也是其地位上升的体现。王晫往来尺牍可谓清初普通文人力图通过著述与交游提升文坛影响力的缩影,为探析清初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学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以恬淡的笔调,叙述故乡和西南联大的平凡人物故事,通过世俗化叙事,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隐含着对小人物生活意义和人性价值的肯定;通过乡土叙事,描绘了故乡优美的山水画卷和古朴的风土人情,蕴藏着作者传承的我国自古以来的文人心态与精神意念;通过文化叙事,叙述那些普普通通人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透射出来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与韧性特质,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汪曾祺小说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韵味。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文人尺牍的现代转型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文人尺牍逐渐式微,现代文人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对其表现出执著的尺牍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顺势将代之而起的书信与文学联姻,促成了传统尺牍的现代转型,文学书信焕然一新,书信文学成为新宠。从对当时传统尺牍解构的考察入手,可以揭示文人尺牍情结在这一转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此转型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徐訏小说的抒情特征

读徐汗小说,我感到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倾诉”。他的小说叙述话语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潜在的情感暗流,读后令人伤感、沉思乃至迷悟。他或借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倾诉,或直接以“我”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历程,玄思冥想,性急的读者也许会厌烦他的这种耐心的罗嘴,这也是他的小说在香港那种快节奏商业社会里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鬼恋》中借“鬼”倾诉对革命的失望,对由“人”变”鬼”的一段人生惨剧痛定思痛后的愤感与悲哀。到了晚年写的《江湖行》、《彼岸》,徐汗直接虚设一个“你”,好让“我”对“你”…     

《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是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问题了。本文通过剖析《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认为前者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作者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使其在纪实文体中难以具有合法性;后者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及其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既使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契合报告文学文体张扬作家"自我",凸显反思理性,赢取诗性特质的内在要求。     

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

明代嘉靖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散体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并由此归纳出其"体简而用繁"的特点。当文人持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散体尺牍时,便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以"应世"和"垂世"两个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二元式文章观,并进而把一向被视作"小道"的散体尺牍与诗古文相提并论。作为书札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于四六启趋于形式化、模式化的仪式性功能,散体尺牍则体现为性情化、多样化的娱情性功能。     

张扬愤激:对中庸人格理想的背离——明代苏州文人祝允明的典型心态及相关问题

张扬愤激,是明代文人祝允明的典型心态特征.它内含抗争意识、批判精神,不过并未完全溢出儒家文化传统的边界.祝允明此种心态的形成,与其个性气质及生命困境密不可分.它代表着成化至正德间苏州文人群体心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评《千载孤愤──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

悲怨、孤愤，熔铸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人文学母 题，探讨悲怨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以一个特 定角度探讨文人心态史的流程。可以说，以此为题，是知难而上的，题中自有之义就是把一 些具体的文学母题的探讨，上升到文人惯常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历史特点、及其与文化互 动关系的范畴，从而直逼文人心态的文化特征。徐子方《千载孤愤——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 透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在中西方文化思潮异同的广阔视野上，进行这一论述 的，因而融汇了众多具体的文学母题，又不尚空谈。该书凡五章，首章概述；次论情、怨愁之情、生命与阻…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及时行乐”主题

"及时行乐"思想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不管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其创作个体共同的心理基质总是表现为对生死的忧惧与对生命时空的超越,而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与文化心态,又深深影响着创作主体的情感与审美心态。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

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方面都有表现。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戏剧的创作,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都写作过乐语。文人的戏剧批评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角度的批评,二是论诗论画时借剧为喻,三是以剧为主体,发表评论。北宋晚期开始,有关戏剧的著作陆续出现,可分为源流考镜、全景描述、剧目记录三个系列。戏剧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上。宋代文人与戏剧开始产生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李之仪诗歌的生命意识

北宋文人李之仪的诗歌具有对生命短促的强烈感受和深刻体验,以及对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和执着追求。本文从政治热情、朋友之谊、田园之恋、生命思考等几个角度,分析了李之仪诗歌的生命意识。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