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探讨

环境的保护已经提到了重要议程,论文概述了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强调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税收经济手段的重要性;并对我国开征环保税提出了一些具体构想.     

环境保护税征管中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一年多来,其刚性、规范性和引导作用初步彰显,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纳税人遵守相关规定的能力不足,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在税收执法中的协同动力不足、合作机制不畅,税收征管效率不高等。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立法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存在的利益偏见制约、妨碍其依法行使权力。为促进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实施,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层面强化关于国家税权和纳税人权利的法理认知;注重环境保护税较强的专业性特点,强化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保障纳税人的正当利益,提升其守法能力;制定具体的便于操作的环境保护税征管细则或规程,促进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融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人大监督和司法救济于一体的程序保障机制。     

关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本文分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及其现实意义,在借鉴国外环境保护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制的原则和思路。     

OECD国家生态税改革述评

绿色税制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税税种和税目及税收优惠的总称。生态税改革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税基、税率和税收收入返还方式为侧重点,以实现＂双重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OECD国家进行了各自的生态税改革。其总体框架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细则方面略有差异,因而导致了税制社会接受度方面的差别。从税收效率、公平角度分析,制定合理的税率和税收收入返还方式是OECD国家在生态税改革中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环境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加强环境保护,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环境保护税与区域创新能力：抑制还是强化？

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且仍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以全国31个省（区、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从实证上分析环境保护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保护税和区域创新能力二者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当环境保护税的强度小于各类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总量、原创型技术创新、模仿型技术创新）的门槛值（依次为：0.169、0.126、0.265）时,环境保护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当环境保护税的强度大于这一门槛值时,环境保护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对如何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出了相关建议。     

政府合作推动下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体化区域扩容呈现加速态势,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评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为此,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0—2017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政府合作推动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一体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稳健性。多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促进效应越大,融入一体化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不同批次之间效应的下降态势,以及区域之间浙江>安徽>江苏的效应差异。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空间溢出效应“距离衰减”、产业关联“核心—边缘”格局是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藏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考察

本文通过对近50年来云南藏区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历史考察和绩效评价与反思,认为更新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代云南藏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云南藏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正确处理上述关系作了阐释.     

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否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

作为市场型环境治理政策代表的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否真正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有待检验.利用2001-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分别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地,从对照组的选择标准、政策时间节点的选取和滞后性问题等方面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环境质量和环境执法力度的角度,探讨排污权交易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并不能显著地提升当地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而且实证结果不随对照组选择标准的改变而改变,也未因政策时间节点的选取不同和政策的滞后性而发生变化.环境质量差和环境执法力度高的地区对排污权交易政策更敏感,对于环境质量差的高污染试点地区而言,排污权交易政策会对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并存在两年的滞后;而对于环境执法力度高的地区而言,排污权交易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研究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作为黄河流域与西部地区相对重合的关键区域,兼具地理与经济两个维度的相似属性。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出发,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界定,将其内涵定义为相对静态的资源及环境状态与动态的治理及生产能力,从这四个基本维度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指标测算与统计分析。基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现状,从生态、产业、资金、制度四个方面对协调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继而对路径进行阐释,以期为实现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制度变迁、有效需求、环境保护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为了满足一定增量需求而利用资源创造供给的过程.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注重于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的运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结构比例关系的匹配,舍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如制度变量、需求变量、环境变量等.在分析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基础上,引入制度、需求、环境等变量,构建新型生产函数,可为解释转轨期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环境保护、非物质经济与价值观

许多人认为,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将能保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不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健康,但这只是"科技万能论"的幻想。唯当物质消费大幅度减量时,我们才能保护好环境,维护好生态健康。迄今为止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尚未导致经济的非物质化。唯当市场经济由受"资本逻辑"制导转变为受生态规律严格约束且多数人超越了物质主义价值观时,才可能发展健康的非物质经济。唯当非物质经济健康发展时,大幅度的物质减量才是可能的,环境保护才是有效的。     

生态文明视域下科技发展的理性审视与出路

科技发展对人类具有双重效应,它一方面促成了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为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创造了重要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遭到威胁的窘境。究其根源科技发展负效应是现代工业文明形态下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反自然"的科技价值观在观念层面以及具有"反生态"性质的征服型科技在器物层面共同造成的。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确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和科技价值观、贯彻以生态理性主导的科技发展原则,才能使科技发展回归到服务于人类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以生态化科技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收入增长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我国财政收入体系的特殊性———税费并存,尤其是大量非规范的收费存在,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也加剧了企业税费总负担。当前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收入体系,在“清费立税”的基础上,确定以税收收入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增长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促进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经济过度增长、生态失衡与“增长主义”的根源

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即“增长主义”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思想认识根源、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具体的体制机制原因。增长主义者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和路线,并且对增长主义的各种副作用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制定增长战略时没有把生态状况作为约束条件,过高估计高增长的必要性,错误认识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市场机制的自利动力抑制不足。地方领导干部追求经济增长动力超强,不仅仅是基于晋升、保职和增加财政收入等动机,还有腐败诱惑力大的因素,非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是增长主义的关键性机制原因。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和重构——以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为分析背景

鉴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投保为主、自愿投保为辅的强制与诱导相结合的模式.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和环境保护税两种制度应同时并立,相互补充、相互配套.为了不过分限制环境资源使用者的投保自由和过分加重环境资源使用者的环境负担,应将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经营性环境资源使用者纳入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主体范围.为了解决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应以环境权理论重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设立以环境保护税费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治理基金.     

助推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路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云南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全国的宝贵财富,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之路,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文明,在保护生态文明中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生态文明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目标.云南省作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及生物多样性宝库,承担着维护国家、维护国际...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析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使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战略选择,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需要适应新常态,抓住新常态的大好机遇。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有利契机,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动力的转换,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顺畅的建设路径。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