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梁启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危险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的。他一方面较为清晰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侵华态势和本质 ,但同时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在认识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清晰与模糊不是纯粹逻辑意义上的自相矛盾 ,而是反映了梁启超早期反帝思想的独特性和不成熟的一面。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20世纪初立宪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20世纪初年,立宪派曾多次谈论社会主义,其中尤以梁启超最为突出.一方面,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示赞同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以社会主义来讥讽革命派的社会革命主张,实质上仍然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20世纪世界历史的巨变

２０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生大革命的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新时代;是国际关系大变幻的百年     

《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述评

本文是对<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一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文章首先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然后对该书的理论贡献和写作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一书是我国学术界对20世纪世界革命进行首次全方位的研究,既理清了历史的发展脉络,又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     

梁启超对《史记》的阐发

梁启超发掘出《史记》中的有关内容,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服务。他以《史记》为记载文之典范,讲解作文之道,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他对《史记》的阐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学术方面,他的研究具宏观性质,虽然较粗略,但开风气之先,对后世的学人大有启迪。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20世纪初"新民"思想的倡导与超越——梁启超与青年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由于特殊的历史现实 ,从世纪初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命题起 ,国民性改造就成为时代主题之一而受到 2 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的极大关注。本文从思想基础、对现状的认识、对未来的规划及改造的途径等诸方面来比较在世纪初“新民”思想滥觞时期 ,在同样的口号下梁启超与青年鲁迅的思想所表现出的异质性 ,力图通过对比找到二者发展的不同的基础奠定 ,从而探索出后来二者“异路”的溯源所在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论梁启超《老子哲学》的思想特色

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老子哲学》既宣传《老子》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又宣传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思想;既将老子的客观的“道”解释为毕竟平等、不可破坏之真如,又将“有生干无”的客观过程解释为万物为妄见所生,因而将返璞归真视为灭除我见、我相而证到自然之道的过程。把佛、道两种旨趣完全不同的学术纠合在一起,无疑是学问家之大忌,但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执行思想家和宗教家的社会职责,那么,他这样做也就不难理解了。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近代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既开启了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也反映了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西学书目表》体现了传承、创新和实用的近代文化价值。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