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汉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汉初,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率部投降汉朝,“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西汉在乌垒置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从西汉中叶起,新疆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就汉朝中央政府为加强和巩固对新疆地方的统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产生的社会果效,本文作一些考述。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匈奴婚姻习俗论

匈奴婚姻习俗是匈奴社会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妻后母、报寡嫂”是匈奴乃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种重要而又普遍的婚姻形式。在这同时，匈奴贵族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在历史上，此族与彼族之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统治阶级与臣僚之间的婚姻关系从来都是一种带浓重色彩的政治行为。匈奴别种人在婚前的性生活是极为自由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民族的婚姻形态也有所不同。     

匈奴握衍朐单于之死新探

如众周知 ,至漠北之役以后 ,匈奴已经丢掉了河南地、河西、漠南以及大量的人口、财产 ,公元前60年 ,又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政权已经非常衰弱。公元前 5 8年 ,乌桓乘匈奴握衍朐 (公元前60年至前 5 8年在位 )政权尚未稳固之机 ,大败匈奴东边姑夕王 ,“颇得人民”(《汉书·匈奴传》)。稽侯珊利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 ,在其岳父乌禅幕的支持下 ,联合刚被乌桓大败而且损失颇大、惧怕单于惩罚的姑夕王以及匈奴左地贵人 ,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并且立即发兵西击握衍朐大单于。《汉书·匈奴传》对握衍朐之死是这样记述的 :“骨肉大臣立稽侯珊…     

古匈奴人进入欧洲

湖南省社科情报所吴兴勇副研究员近日就古中国匈奴人西迁发表看法。 吴兴勇认为,匈奴人的西迁固然出自军事失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三世纪欧亚大草原上的大辛灾,造成它向森林地带迁徙,一部分匈奴人依傍河套地区的水草为生,成为南匈奴。另部北匈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实力,遭到东汉军队突袭,遁入新疆的河谷地区。154年,鲜卑人檀石槐兴起,匈奴人再度西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伏尔加东岸草原。后来与当地土著乌果尔人通婚,变成一个与其祖先迥然有异的新民族——匈人(Huns)。除了畜牧技艺和骑射技术外,亚洲匈奴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在迁徙中异化了。匈奴人到达西方后,所以能生存,主要得赐于三世纪的大辛灾,使草原上的土著民族迁移留下大片空旷的荒漠。它     

“断匈奴右臂”战略与汉朝西域经营

"断匈奴右臂"是汉朝国家战略的相关认知或欠准确,"表河西,列四郡"不等于战略实现,仅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关系其能否彻底落实。"取三十六国"、掌控塔里木盆地,重创匈奴西域势力,但与乌孙"结为昆弟"东西攻逐匈奴出天山北路,方是战略关键。天山北路是匈奴掌控西域的孔道、联通中西亚的重要商路。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兵天山,宣帝时,"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明帝时,窦固等"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应视为根本上的战略践行。安帝以降,汉廷"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西域经营发生转折,"断匈奴右臂"战略无从实现,"西州"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7～16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势力兴起更给国家内政带来负面影响。汉朝在东北边疆,有"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四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兵锋先抵天山、再达兴安岭,体现出武帝朝欲断匈奴两臂,凭借西域、东北合围蒙古高原游牧族的宏阔的整体战略规划。     

匈奴剧情硬伤不少--评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匈奴情节

许多频道热播的《大汉天子Ⅰ、Ⅱ》是两部不错的电视剧 ,该剧从汉武帝登基前的宫廷斗争讲起 ,系统地刻画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故事悬念迭起 ,人物有血有肉 ,尤其是东方慧和主父偃更是让人过目不忘。要讲汉武帝 ,就不能不提匈奴。虽然编导人员有意回避匈奴问题 ,可一些必要的情节还是少不了的。然而 ,就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有关匈奴的情节上 ,却暴露出了不少硬伤。一是匈奴人的外表。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说 :“匈奴之族 ,纵体施发。”所谓“纵体”就是穿着随意 ,“施发”就是披发。《周书·突厥传》也说 :“突厥 ,其俗…     

关于“闻瓯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及其他──同林干教授商榷

一、关于“闻顾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林干教授在其所著《匈奴通史》一书中探求匈奴语“匝脱”一词的含义时,写道：“《汉书·匈奴传》下载：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汉朝派使者谷吉把那支单于的侍子送还给他,到支杀死了谷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匝脱皆杀之（听说谷吉在眼脱被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可见,他认为汉朝使者谷吉等是被部支单于杀害的。可是紧接着他将“闻巨脱皆杀之”解释为“听说谷吉在颐脱被杀”,而且是“被巨脱巡逻部队杀死”①的。这样一来,关于谷吉等被杀害的问题,就出现了两种对立…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略论西汉中期的重商思想和社会经济改革

一汉武帝即位后,从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起,改弦易辙,摒弃了过去一直实行的消极的和亲政策,采取了积极抗击匈奴贵族和其他外族侵扰的路线,进行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旨在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战争,动辄劳师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汉书·翼奉传》),耗费了巨额资财。此外,武帝还征用了大批劳动力修治黄河以及移民边境,使“七十余万口皆仰给县官”。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汉书·     

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可贵的是武帝公元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匈奴故地”初探

匈奴故地,即匈奴的发祥地,或曰匈奴兴起以后最初活动的政治经济中心地,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说匈奴诞生的历史摇篮是在河套阴山的,有说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原先住在中原,后来北迁的,也有说匈奴开始就在漠北,后来迁到漠南的,更有说匈奴原为西方的游牧民族,至秦时始游荡东徙,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因此对匈奴故地加以探索,看来不是没有必要。 一 探索匈奴故地,必须考察匈奴最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线索。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匈奴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8年(周慎靓王3年,秦惠文王更元7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一词第二次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2年(周赧王初年),即在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之后的第六年,“匈奴驱驰楼烦之下”。说明匈奴此时已经很强大了。在赵武灵王时,楼烦已由赵北延及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地区,因此位于河套之北的匈奴才能长驱直入,驰骋于楼烦之下。 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赵武灵王时与匈奴接界的燕、赵、秦三国中,边界线最长的要数赵国。赵国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     

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

匈奴城址中大多数建筑和使用都与汉人密切相关。其中存在集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城邑,以人名命名的城,有可能用于安置和亲或投降的汉族上层人物,其性质似乎类似于后世隶属大贵族的"私城",并允许部分汉人在城中从事农耕、屯田、戍边;还有一些具有墙壕防御设施的小型城址更像是临时性的军事堡垒,担负着卫律所说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蒙古境内多数城址不能排除用作祭祀庙宇的可能性,或许其中可能有类似单于为贰师将军建祠庙一类的宗教建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功能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或许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     

论东江军镇将领降(后)金及其影响——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为中心

明朝末年,朝政腐朽不堪。在关外战场上,对后金(清)军作战鲜有胜绩,十数年间,大批明军将领降(后)金,其中出自东江军镇的将领群体地位较为独特,他们未引起人们过多关注,然而对于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走向,他们的影响不容低估。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代表人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投降因由及后果的阐释和分析,来透视东江将领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而进一步认清明清易代的历史必然性。     

匈奴种属考——就匈奴人种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之一

本文针对林干教授在其论著中坚持的匈奴人种属欧罗巴种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指出,林干教授所列举的汉初以后事实,根本不能解释“战国时期”匈奴人骨何以全部显示蒙古人种特征的问题;并用反证法证明匈奴人原本就属于蒙古人种。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在它的杰出首领冒顿单于(公元前209——174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政权。在匈奴奴隶制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地区不仅在行政、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匈奴族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因而,在两汉时期汉匈间的全面斗争中,河西走廊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场。鉴于此,我想对匈奴人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活动,做一个初步探讨和研究。错误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