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经学思想检论

廖平是近世经学大师,其孔子改制之说间接地在晚清维新变法思潮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然而他将今文经学思想发展到极荒诞的地步：以孔子为素王,以六经为孔子因革改制之作,片面地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以《王制》统六经,进而以六经统全球,最后由“天学”建构离奇虚幻的“皇帝之学”。他的荒诞是高度学术水平上探求真知而出现的谬误,故为近世今文经学的终结者。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来源初探

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的来源进行初步探讨,从古代辨伪学尤其是清代辨伪学思想和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今文经学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深入理解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取得较大成绩的原因。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

在《古史钩沉论》中龚自珍提出了史无所不包的观念,将历代置于史之上的五经,统统归属于史的范畴,并由此得出经为史之大宗的结论。龚自珍还以史之大宗、小宗来区分五经、诸子,将经、子都纳入了史的范围,并据以提出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之说,否定了孔子对六经的著作权。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龚自珍的经学绝不仅仅是今文经学。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六经与孔子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算得上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从有了经学这门学问以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过去的学人不是说孔子作六经(从董仲舒直到廖平的今文经学家都是如此说),就是说孔子述六经(从刘歆到章炳麟的古文经学家都是如此说);现代的学人却进而说:孔子并未煞有介事地作六经,也不仅仅是徒述六经,而是以述为作(这一主张是从冯友兰先生开始说起的)。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只说到孔子以述为作便完全了结了吗?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中国传统史学白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为实质的。     

孔子论“乐”三题——孔子思想探索之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对丘治“六经”之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是不会把自己整理、编定的书尊之为经的,且这些书也不可能是孔子单独完成,在他之前,己有“六艺”之存在,但他在成书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应当是无疑的。二是,“六经”云云,其实只有五经。《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秦朝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孰是孰非,要待有新的史料发现,方能论定,但似乎“亡失”之说更近乎情理。《乐》经之不为人所见,确实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本文仍以《论语》为本,参照有关文献,对孔子的有关“乐”和“乐教”的思想,作一些新的探索。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廖平论孔子托古改制思想评述

廖平(1852—1932)是清末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四川井研县人,他的学说经六变而闻名于世,因而号称六译先生,廖平在学术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今文经学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今古学之分在于礼制的理论;他阐明了孔子“微言”的精义是托古改制.廖平的孔子托古改制思想为康有为所吸收,成了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先导.廖平的整个思想体系很复杂,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分歧颇大.本文只就他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便学术界了解廖平其人和他的思想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