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主要涵盖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衡量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力求找到建设广州美丽乡村的最佳路径.     

新时代广州美丽乡村建设探究

美丽乡村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积极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探索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径,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关键,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升工程,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推进广州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提质增效,必须把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点,以务实的环境整治行动,提升广州美丽乡村建设的精细化品质化水平,打造独具岭南特色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研究——以云南永胜县羊坪彝族乡为个案的田野调查

生态宜居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地处云南滇西北的永胜县羊坪彝族乡结合自身发展,以农村环境整治、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为重点,积极推进生态宜居美丽羊坪建设。本文主要对羊坪乡人居环境改善、水源地治理等为主要内容进行了调查分析,由此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动员与基层互动——基于广西钦州的个案调研分析

当前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配套,推动基层政府通过“试点-扩围”方式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基于钦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个案调研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基层政党组织的责任包干意识以及对宣传载体的依托,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特征.其困境在于村规民约的局限性、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和第三方治理的缺失,通过内外动员互补与财政支出优化为导向的政府动员和以服务下沉与多元协同治理为导向的基层互动,才能突破困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化.     

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生态属性、社会属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相契合,体现出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具体来看,文化产业以“创意+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以“外引+内培”助推乡村人才振兴、以“创造+创新”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以“保护+发展”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以“党建+共治”助推乡村组织振兴。为此,建议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建立汇聚各方人才的有效机制、利用数字化技术深挖乡村文化价值、营造产城人文融合的文化生态、打造“1+1+N”的新型基层组织模式,探索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以使文化产业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2010年后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二者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指标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治理有效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城乡间的单向人口流动已呈现稳定态势,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积极推动城乡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之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     

民族地区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及路径选择——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乡村变迁的特殊性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把握二者的互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探讨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三种互动逻辑:一是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的方向并成为其核心内涵,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特别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二是生态文明界定乡村振兴的底线并提供动力支撑,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组织动力和文化动力)特别是农牧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规制性功能;三是从生态、生产、生活三个维度分析二者的内在互嵌机理,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外聚合动力实现协同治理,通过对人与自然、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向新型农牧村社区演进的可持续目标。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下的农村生态文明研究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重要位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本文在对农村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的内在联系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和中央决策精神为指导,阐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具体策略。     

事实与价值: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涵转换与制度维度

新时代背景下,精准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涵转换是夯实振兴基础、理清振兴进路机理、明确振兴目标的逻辑前提。本文基于“事实—价值”的分析框架,从乡村振兴在民族地区的缘起,以元问题内涵分析乡村振兴理论与认知逻辑在民族地区的偏废,厘清乡村建设行动的理论源流;从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缘起视角、缘起内容和价值表达三个方面阐释乡村振兴对发展规范与价值定位,进而反思与批判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对乡村重建诉求的矛盾与局限;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基础上阐发“共同富裕”的乡村建设行动事实,从协调发展与共同体相统一的价值诉求,规范构造与价值诉求相结合的共同体嵌入,城乡融合发展与充分发展并举的路径选择三个维度阐释了共同体场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转换与理论超越,并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框架。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的中国乡村文化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广泛的世界性潮流，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行进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由人文与生态直接整合而成，城镇化发展必然会改变乡村文化生态。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与现代产业形式结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其建设目标就是要打造“文化城镇”。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文化资源为基点，在建设规划上彰显出乡村文化特色。要善用文化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向文化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与乡村文化资源良性互动，在保护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上促进区域文化的融会共存。提高乡村文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联度，用特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的深生态内涵——以安吉县报福镇为范例

作为浙江境内典型山区县,安吉面对激烈区域竞争,在常规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老路日渐逼仄堵塞之际,勇于另辟新途,依靠生态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的自身优势,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县”战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十数年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百折不回,终于闯出一条既具时代特征又有安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展协调、社会和谐、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建设安吉范式,为本文深生态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范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行动的内在逻辑与推进策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部署,是弥补发展短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策略选择,其内容、方法、工作基调体现出整体推进、统筹兼顾与稳健务实的特点。乡村建设行动必须遵循农民主体性地位、以党政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整体性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以科学推进乡村建设规划、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策略,不断加快高质量发展的乡村建设进程。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新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要点有五:"乡村破坏"是乡村建设的直接起因";救济乡村"与"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意义所在;促使农民自觉与构建新型的乡村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顶要紧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乡村建设需要认知和陶炼民族精神;"依附政权"与"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两大难处。视孔子一派的"理性"为救世良方,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从大处着眼(民族自救),从小处入手(乡村建设),通过乡村建设达成民族自救,是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关于清洁乡村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是美丽广西建设的生态工程，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基础工程，农民梦广西梦的民生工程，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工程。需要解决农民意识与社会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短期行为与长效机制之间的矛盾。实现活动动机和活动效果、农民利益和干部政绩的完美结合。通过提升农民道德素质、加大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实现清洁乡村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乡村产业振兴应对多重堕距现象的核心思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力量,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对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依然面临着来自主体、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掣肘,形成了复杂的多重堕距现象。深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多重堕距的表征发现,其产生与农耕文化和市场文化、主体素养和产业定位、治理结构和流变社会之间的张力有关。因此,新时代必须要以协同式弥合为指导思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协同乡村产业生产要素共进、优化市场环境,协同组织乡村产业主体共同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协同优化乡村产业生态发展系统,从而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现路径之一,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使乡村在追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过程中,有效落实乡村绿色发展理念、有效解决乡村突出环境问题、有效监管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效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稳定性。     

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

理解农民及乡村社会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西方学者在关于农民、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多种“旁观者”型的观点，这些至少可作我们自我认识的参照系。     

乡村振兴视域下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的体认与创造性转化,不仅是该流域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撑,而且对于该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此,应深刻挖掘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的精髓,在保护村落文化的同时,探寻传承发展村落文化的路径。要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活化”分层体系;以创意元素“活化”传统村落文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村民为主体,提升村民参与村落文化价值体认与创造性转化的积极性,以实现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