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论《史记》的叙事张力

《史记》的叙事有其特色,其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是其成为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序事"与"凑理"之间的张力。"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使历史叙事给人以有力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史记》《汉书》异文中的同源词研究

《史记》和《汉书》在某些篇目中不仅内容上有诸多的重合之处,用字上也是大同小异。这些用字上的差异校勘学上称之为＂异文＂。＂异文＂中有一部分属于同源词的范围,同源词的显著特征是＂音近义通＂。本文试图从同源词产生的途径来分析这些异文中的＂音近义通＂现象,并将这些同源词分为声训同源词、孳乳同源词和方言同源词。     

明清《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研究点.明清两代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人,对前人研究进行汇总,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汇评著作;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新的特色,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也得到及时反思.总体而言,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则以考据为主,在考据中总结前人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汉书》英雄叙事及其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观念有着产生、演变和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于英雄有不同的分类。《汉书》作为文学史上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史传散文著作之一,记述了"帝王英雄"、"人臣英雄"、"游侠英雄"等英雄人物,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叙事特征。这些英雄叙事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史记》《汉书》疑问代词"孰"与"谁"比较

对<汉书>中"孰"与"谁"这一组同义疑问代词的共时描写和同先秦典籍、<史记>等的历时比较,认为二者从先秦到东汉的发展演变是十分复杂的,东汉时期"谁"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孰"日渐衰落.     

《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史记》、《汉书》是汉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文明的记录,它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重大贡献在于记述了人文初祖和文明传承的历史联系;《汉书》的突出成就在于进一步描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山川形胜和文化交融。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历史画卷的开端。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