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文学中“荒原”形象系列的象征意蕴

在当代世界文学中，“荒原”意象已渗透于作家的创作意识之中，因此，考察英国文学史上由三部作品组成的“荒原”形象系列的内涵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力求通过对三部作品中“荒原”形象的象征意蕴及表现方式的分析探讨，寻求英国乃至西方文学的发展轨迹，更好地认识19世纪至兀世纪西方人精神探索的历程，     

试论何其芳《预言》里的“颜色意象”

何其芳在其诗集《预言》里将颜色意象运用得十分出色和耐人寻味。象征“生命的觉醒”和“达到最旺盛的境界”的绿色出现18次;象征着人性中最深层的两种冲动“行动和欲望,开放和压抑”的红色出现15次;体现“光明和生命的颜色”和“青春力量”的黄色出现20次,既是“纯洁的颜色”和“充满希望和潜力的形象”,又表示“空虚”和“抑制的状态”的白色,出现27次。蓝色等甚少出现。颜色意象在各卷中数量的多少和变化,既意味着题材的集中或改变,也意味着心情的集中或改变,多侧面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试论汉学建构形象之功能——以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为例

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和20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相比，19世纪上半叶，中法文化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法关系更是发生了逆向转化：伴随着侵略者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瞰，法国报刊中随之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法国著名作家笔下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中国”形象。如此悖论般的文学现象缘何产生？本文拟通过对雨果、戈蒂耶等著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厘清它们与生发于18世纪、形成于19世纪的法国汉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汉学建构形象的功能。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解析

“新乐园”源于圣经预表,始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美国自我界定,对这一观念的继承直接导致了19世纪美国文学中大量“新亚当”形象的出现.本文从总体上把握,并以富兰克林、爱默生和詹姆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为例,探究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体系,勾画出“新亚当”形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迥异姿态,揭示其对理解美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从“女巫”形象的演变看童话范式的转变

童话这一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类,将内涵丰富、颇具神秘感的“女巫”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女巫形象在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形象特质开始由邪恶转向了善良,呈现出了“恶女巫”、“中性女巫”和“好女巫”的阶段性变化。童话中女巫形象的变化也预示着传统童话范式的转变。     

“龙”和“dragon”——东西方龙的比较及翻译

龙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较常见的意象。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龙的意象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里的“龙”是“权威、力量、吉祥”的象征,而西方文化里的“dragon”却是“凶残、邪恶、怪物”的象征。在英汉互译时,如何对龙的意象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浅谈欧洲文学作品中魔鬼形象的变化

魔鬼是西方文学作品中深受文人青睐的角色.从圣经中反抗上帝与神为敌的撒旦开始,这个邪恶狡诈诱人作恶的形象,不断被文人们借鉴引用.魔鬼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反面形象出现.从中世纪时期但丁《神曲》中身处地狱底层的魔王撒旦,到现代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以恶制恶的撒旦化身的沃兰德.魔鬼的形象在一千多年中不断的发展变化,既有延续也有所超越甚至是颠覆.     

谈楚辞中的语气词“羌”与“謇”

楚辞,是公元前四世纪在我国南部楚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体;相传楚辞的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地方色彩相当浓厚。下面,我们仅就楚辞中属于“楚语”的两个语气词“羌”与“謇”,作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查朱熹《楚辞集注》,作为语气词的“羌”字出现十七例(另有两例,一是出现在张衡的《思玄赋》,一是出现在韩愈的《复志赋》,均不属于楚辞范围);“謇”字出现十二例。怎样理解楚辞作品中的“羌”与“謇”,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例如:     

不应把西方“dragon”翻译成中国“龙”

在很多欧美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怪兽：身躯强壮,全身覆盖着鳞片,颈部粗长,头上有角,尖牙利齿,拖着长尾,可用四只强有力的脚步行走,用一对蝙蝠翼般的巨翼飞行,口中喷火,性情残暴,贪婪无度,是黑暗与邪恶的象征。片中将此怪兽翻译为“龙”。     

人性邪恶与非理性主题的呈现——对《蝇王》中“蝇王”象征层次的新思考

《蝇王》的主题是彻底的悲痛。作者主要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了这个主题。杰克的行为是人性邪恶一面的表露。蝇王首先象征了人性的邪恶的一面。拉尔夫等人理性的软弱无力,让杰克的狂热战胜的亨实使我们不得不想起20世纪理性的衰落和非理性的兴起。戈尔丁在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现象,而蝇王又象征着非理性的兴起。     

中世纪时期程式化夏娃图像研究

夏娃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视为“原罪”的根源，同时也被视为情欲的象征。她的形象是基督教宣扬禁欲主义用以惩戒与救赎最有力的工具。中世纪时期，在充满浓郁的忏悔与赎罪的宗教氛围里，夏娃的形象被塑造为邪恶的、负罪的程式化形式。     

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的时代建构

陈景润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的代表性符号,其建构体系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论的典型范式。本文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的起源;从核心要素、特殊要素与宏观体系三个层面阐释该形象建构体系的建构要素;从艺术创作的视角总结“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指导下文学艺术、美术、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中各类作品的表现形式;从社会学与受众理论出发,对当前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的革新进行阐释。陈景润的“科学英雄”形象建构在当前已经到了一个重新申明建构理念并完善和确立建构路径的最佳时机,如何继承和发扬“科学英雄”建构理念,将是学界要面临的一项系统性课题。     

略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象征

一般说来,象征是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观念和感情。近年来,读者们都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象征这一常为诗歌和散文所用的表现手法,越来越频繁地在当今小说中出现了。象征与比喻不同。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亦即以“象”比“象”;象征则以“象”显“义”,或以“象”寓“义”。两者虽然都以“象”为媒介,但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比喻是将     

《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象征形象

本篇文章是借助于《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作品来分析象征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及作用,同时运用传统象征形象和个人象征形象来阐述《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部作品不只是将传统圣经中的材料运用其中,而是将其加工制造,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个人象征形象,这就使整部作品有了精彩和突出之处,也成为了将传统象征形象和个人象征形象完美结合的一部杰出代表作品之一。     

“墙”意象的文化象征与文学表现

因“墙”有着秩序和规范的象征，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男女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往往成为突破封建礼制、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多，如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中都有突出体现。     

血腥的“厌女结”─—对苏童“红粉意象群”颂莲形象的析解

戕残妇女，在世纪末中国男性作家的写作中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其中较富特色的是苏童式戕残─—用美丽来掩饰恐怖和惊吓，把与事实相悖的邪恶、肮脏、变态、血腥作为组构“美丽女性”的要素。本文将用苏童最有轰动效应、流传影响最为深广的“红粉意象群”的颂莲形象来进行叙事分析，透过上下文中的重重视点来寻证苏童为她规定的真正寓意─—与外形表象疏淡的几笔美丽修辞正好相悖的寓意─—女人＝荡妇＝怪物＝邪恶＝疯子＝惊吓＝警示─—对女性邪恶话语模式的再度套用。本文将颂莲作为文化符号放回她应有的“历史场景”中，用以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虚构”从女性身上割除、剥夺的独特内容，并掂量敌意和偏见的分量。本文还将世界上今天正在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残暴女性的事件与文学中斧刃女性的事件相套叠，力图证实讨论颂莲形象具有现实实践的意义。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文化夹缝中的现代“怨女”——论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母女冲突

在“五四”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怨女”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是因为在新的文化转型时期,现代新女性陷入了“慈母之爱”与“情人之爱”的纠葛与冲突之中。由于母女之间特殊的血缘和文化上的关联,现代新女性在文化冲突中无法清晰地对自身的文化处境作出判断。     

《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光的象征和现实性

光作为生的象征、黑暗作为死的象征,这是文学艺术的一个传统、富于诗意的形象。文学艺术语言中这种一致性值得深入精细地研究。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中“光”贯串在许多形象之中。光的形象作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