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基于黑格尔思想资源的研究

婚姻自由凸显了个体的自主性与自决性,其逻辑前提是意志自由,具有意志自由的“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婚姻家庭中的“我们”,其内在规定性是“爱”。“意志自由”与“爱”构成了婚姻自由不可或缺的两个逻辑前提。然而婚姻自由中的个体主观性正在消解自由本身的伦理合理性,并错误地将婚姻自由本质归结为性自由、契约自由或者单一性的偶然的爱,从而使婚姻家庭生活陷入危机。婚姻自由的合理性限度在于：个体对家庭的伦理认同。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想为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     

黑格尔自由意志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

自由意志问题无论对于理解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对于理解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黑格尔从思辨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自由意志的三个环节和自由意志从自在的自由到自在自为的自由的发展,提出了法是自由的定在这一著名的论断.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自由意志问题是非常有教益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黑格尔伦理实体逻辑之拓展

黑格尔关于伦理实体经过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必然性的圆圈”辩证运动，建构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体与实体统一的自由的正反合发展理念，对理解自由及其实现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但因为过于侧重抽象的理念，没有解决好抽象的理念和客观的共同体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没有彻底解决黑格尔认为的道德阶段善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的问题，把具体共同体中个体与实体统一的特殊形态当作了普遍形态的正反合，使自由及其实现陷入了抽象与封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从客观上肯定了现实伦理共同体逻辑的不断拓展，同时也拓展了人对自己实体性的理解和建构，肯定了特殊与普遍、个体和实体相统一的自在自为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精神性实体与客观性实体相伴而生、互相影响、辩证提升的过程。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伦理道德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道德思想研究

黑格尔认为法是理念的自由,他以此不仅把法看成由文字表述的条文构成的通常意义的法,而且把法理解为由伦理道德构成的精神性的存在,认为法是意志自由的表现阶段和形式,是人的精神的规定。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的法,伦理是主客观结合的法。它们不仅是法的构成环节,而且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国家观是伦理道德与法的结合。     

论道德自由的真实含义

当市场经济成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存在之后，在道德实践领域里似乎存着一种反规范、反秩序、反约束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把道德自由作意志主义的理解，于是在实践中把个人意志的“任性”、“冲动”视为是道德自由。其实道德自由作为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是指道德主体有选择道德规范以规范自我行为的自由。道德规范的约束与限制恰恰是道德自由的真实内容。所以道德自由是自由与责任，自由与限制的内在同一。     

“中心”的与“去中心”的反身性——卢曼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基础比较分析

卢曼的社会学理论主张把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现象全部纳入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去中心”的德国观念论模式。在哲学层面,该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核心问题都是“自身”与“他者”的“反身性”关系。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的解释基点是“同一和差异的差异”,而黑格尔的则是“同一和差异的同一”。具体到政治哲学领域,黑格尔将普遍性和特殊性扬弃到个体中,构成其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而卢曼则将个体“消解”进了社会的诸功能系统中。     

多边气候条约中遵约机制的转型——基于“京都—巴黎”进程的分析

“京都—巴黎”进程肇始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以《巴黎协定》生效为分界线,构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国际气候法律秩序。为了实现各自目标,遵约机制得以生成,并分流为“京都模式”和“巴黎模式”。相较于“京都模式”而言,“巴黎模式”在遵约形态、遵约动力、遵约主体和遵约判定等方面均有所转型：在遵约形态上,呈现出从“促进遵约+处理不遵约”到“促进遵约”的范式切换,在遵约动力上,完成了从“强制遵约”到“自主遵约”的结构变迁;在遵约主体上,展示了从“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规则渗透;在遵约判定上,蕴含着从“自上而下”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逻辑迁移。从2021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来看,“巴黎模式”将继续强调“国家能力+各自情况”,并给予不同缔约方以区别对待,但囿于“强共同责任+弱区别责任”框架,这一“区别性”要弱于“共同性”。与此同时,在“促进性”和“灵活性”的价值导向下,“巴黎模式”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的功能定位,并将肩负更艰巨的使命。     

The Sociology of Practi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Market Transition

“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本文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     

从“个人主义”到“国家整体主义”--黑格尔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述评

黑格尔的“国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导源于欧洲近代“个人主义”价值的合逻辑演变;黑格尔借助“主体即实体”的理路,将“个人主义”的学理基址——“主体性”——改造为“主体世界”思境,并据此设立了“国家整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质底是资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因此,我们今天考究黑格尔的价值旨趣,对于突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姓“资”姓“社”的传统价值禁区,重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论黑格尔对奴隶的非逻辑解读

黑格尔认为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其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有着积极意义,但当他把从抽象一般中得出的奴隶概念直接套在现实的奴隶身上,并用前者规定后者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从一般直接推出现实生活中的特殊,结果是把奴隶打入了非人。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个体实践的本质和结构

个体的人是一个开放性存在。他在寻视烦忙之中组建起一个属他的世界——他的社会关系整体和自然关系整体。这种组建活动就是个体实践。个体实践与个体实践处于不间断的互生运动之中。这互生运动的总体化就是世界。为了透彻地把捉个实践,在这里必须追问的是:个体实践之为实践的本体论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将人类个体的实践活动与阿米巴虫等前人生命个体的自下而上活动区别开来?个体实践的根基性结构是什么?一、个体实践的共时性结构①——对个休实践本质的探讨个体的人的活动不外分两种:个体用手、脚、躯体和由它们把握的物质工具系统改造外部物…     

“国家的引力定律”及其历史逻辑——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命题谈起

马克思在其撰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国家的引力定律,即"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其基本内涵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它的"重心"或者说"引力源",因而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也应从这个"重心"出发。这一命题最初是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思维逻辑对国家基础的初步探究,其后,经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得到了不断的更新、确证和发展,从而为马克思国家观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思维辩证法概论

从意识观点出发 ,遵循单纯主体性思维形成确立的思维辩证法 ,在古希腊哲学中萌发 ,在黑格尔哲学中完全成熟 ;它不是对经验事实的简单归纳 ,而是对人类思维长期发展史实、对个体思维发生发展逻辑进程的总结和概括 ;它“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比客体辩证法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 ;它是理性逻辑的认识论 ,又是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方法论 ,并且兼具世界观功能 ;它的范畴体系是在扬弃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上 ,依据对现实认识运动的分析而构成的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在实践中的和解

规律性与能动性之间存在张力,前者"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后者则要求把人的主观意志楔入客观历史进程。问题在哲学史源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康德提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黑格尔试图在精神运动中,让自由与必然合二为一以解决问题,但对现实毫无触动的解决是抽象的无。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在于讨论问题的立场是认识论的。正是在实践本体论立场上,马克思把对立置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上,把自由与必然分别转化为能动性和规律性并使之具体地和历史地统一于实践。     

Three Revers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Theory of Metaphysics

迄今为止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是由以下三次翻转构成的：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     

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从《巴黎手稿》重新审视

财产权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洛克的自然权利论财产权、休谟的规则论财产权、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在逻辑推进及其实践意义上差异悬殊,都与市民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不能抹杀其时代价值,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已趋于完美,甚至终结.马克思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有力地推进了财产权理论思想谱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