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蒙元时期丘氏师徒的草原丝路景观认知探析

蒙元时期丘氏师徒秉持着修持、弘法、济世的宗教理想和信念，经草原丝绸之路前往成吉思汗的行宫，“北蹈野狐岭”之后，所见皆非“中原之风”。这是他们在宗教实践活动中，通过切身体验把域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景观同中原进行比较，从而形成的具有宗教文学属性的景观认知。这些认知是他们宗教信仰、宗教体验、宗教情感的真实表达，也是其践行宗教理想和树立宗教典范的策略，由此形成的文本掀起了游记书写之风潮，为域外地理、名物、丝路等考证提供了依据，也为后世探究西域和中亚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方面留下宝贵文献资料，其展现出的域外地理认知能力和所达到的境界，见证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水平。     

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

赋体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内含的"瞍赋"、"六义之赋"及"体物之赋",源头在宗庙献赋,尤其是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其文本构建及演变均与宗庙中的宾祭之礼有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宗庙献物及辞不仅是赋体立名的因缘,而且使这一文体始终具有"宗庙性"与"礼仪性"的特征。其二,在宗庙贡献中宾祭执礼的告庙"先君"制度和辞令之用,影响着赋体以逞辞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机制。其三,宾祭礼中的备物享神方式,以"物"为中心、以"德"为旨归,其物、辞、义三端,影响了赋体托物、陈辞、兼义的修辞方法。其四,宾祭礼的媚神观德,是赋体"欲讽反劝"的宗教根源。西汉赋表现出的因"省祸福"以"训戒"、"改作",东汉赋表现出的因"观威仪"以"昭德"、"宣威",为赋体文本讽劝传统中的两种最重要的书写模式。     

汉大赋与儒学

汉大赋与儒学刘周堂以铺张杨厉为特征的大赋何以在汉武帝时兴盛一时？汉大赋为什么在体制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劝百而讽一”的内在矛盾？这是汉赋研究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关于前者，论者大多笼统地将它归之于汉帝国的繁荣和昌盛；而对于后者，则大都避而不议，似乎是文体...     

空间与汉大赋--兼论汉大赋"趋图性"的审美艺术特色

空间在汉大赋的创作与审美两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汉大赋以“体物”为宗 ,以“巨”“博”为尚的特色 ,使其必须寻求一个能“寓繁多于整一之中”的总体艺术架构 ,从而把纷繁的物象统一为宏大的、气势生动的审美整体。空间的无限性、共存感与形式特征正合乎此需 ,因而“赋家之心”就与一种普遍的空间意识、空间心理图式密切相联 ,此其一。其二 ,由于空间与人的视知觉紧密相关 ,这给赋家在创作中通过突出视觉效果来增强空间感或以空间感来引起、强化视觉意象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赋家采取种种方式沟通文学与绘画的艺术感受 ,令读者的审美接受直观、新颖而强烈 ,乃至产生“写物图貌 ,蔚似雕画”的艺术效力     

汉赋透视教学初探

以汉大赋为中心圈，着重掌握赋的“讽谏”功能，突破“铺陈扬厉”等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难点，进一步了解模拟赋家及其作品，以点带面弄清余脉。由点及线，由线而面，从整体上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目的，做到文与史相结合，把握文学样式的产生、发展及地位和影响。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论汉大赋“以奇为美”的审美特质──兼及汉大赋的兴盛与衰亡原因

汉大赋的兴衰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它骤然而来又倏然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和思考。我们认为一种文体的兴衰及其地位作用，势必与它自身独特的审美风格有关。清人程廷祥在论及诗、骚、赋关系时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有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赋论》上）王者支庶在血统上犹有一贯性，层次上具有包容性。而田氏代齐则是从根本上的反叛，只是袭有姜氏的统治地盘而已。汉大赋对于先秦的文学精神，正是以这种反叛者的态度出…     

近现代报刊“洋题材”辞赋撰作考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服务于大众传播的现代报刊在国内兴起,不但刊发全球热点、新闻论评、社会万象,亦登载了不少辞赋撰作。相对于传统辞赋的书写题旨,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已悄然发生变化,赋作者开始关注世界时局形势,不断描写新事物,传达新理念。而其中“洋题材”成为重要的书写范畴,尤以洋物、洋事、洋场为铺叙重点。具体而言,洋物赋表现域外新事物的输入与国人对外界的好奇;洋事赋书写对于域外文化(新观念)的他者想象;洋场赋则更多地描摹了外来生活方式的冲击。虽然这些“洋题材”辞赋在体式和艺术上未有创新,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却能让世人在比较中认识外界新事物,普及新知识,也逐渐培养起国人的现代意识,其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值得肯定。     

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

何谓“域外汉字文化圈”,它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何关联？进一步说,既然是域外,那么其圈内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有何异同？把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链接互动,我们能获得什么资源和启示？另外,在通常情况下,一提起“海外华文文学”,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在中国以外的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既如是,为何学术界还有“世界华文文学”、“域外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全球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出现呢？这又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汉大赋:简牍媒介的文学辉煌

汉大赋的兴衰与简牍媒介发展历程是相当一致的。在简牍媒介应用最为频繁的汉武帝时代,大赋也达到它的顶峰。随着纸媒介不断挤压简牍媒介的应用空间,汉大赋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简牍媒介的普及使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得以顺利完成行政管理与意识形态建设,汉大赋即是当时帝国思想意识的产物。通过简牍这一特殊媒介,汉大赋沟通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种文学传统,并且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空间意识。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王会赋·图：帝国形态的历史影像

王会是古代朝贡礼仪形态,由《周书》最初记述的文本到汉晋时期辞赋的描写,再到南朝至唐代“王会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而出现的题图赋,形成了由经文、赋文到图文所构建的帝国形态与历史影像。以“王会”为赋与图的视点,由现实与想象积累起来的文学书写,因其外交礼仪的特征,观风为其赋图显像的意义,尚奇为其赋图异域人物情致的呈现,而宣威与昭德,则是这类赋图创作的主旨。同时,这类图像与赋作的不断重写,实围绕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其中通过讴歌、怀疑以及讽喻,又可打开作家题写《王会图》之赋作的特殊心境。     

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内在结构

赋体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其题材内容进一步扩大。原来在汉大赋中只起点缀作用的那些小事物,如雪、月、修竹、梅花、冬草、鹦鹉、鹪鹩等,却成为抒情小赋所专门赋吟的对象,被精雕细琢,并能写出这些小事物的神韵来。与之相应,赋在结构形式上     

论戏曲中赋的渊源——兼论口头剧本的形成

宋元南戏、杂剧和明清传奇中有不少赋体文,其源头并非汉大赋,而是民间俗赋,它以说唱的形式进入戏剧表演。唐代俗赋较早与戏剧结缘,并在演出形态上影响了后代戏剧用赋。在宋金杂剧中出现了赋的表演伎艺,虽然存留说唱艺术的某些特征,但主要以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具体表现在"赋"名剧的表演上,这些体制短小的剧目具有类型化、程式化的特点,具有口头剧本的构件特征。进入戏剧的俗赋最终从说话艺术演变为一种戏剧表演手段。剧中赋是我国戏曲由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重要证据和线索,古代戏曲中的"赋前套语"显示了变文、俗赋与口头剧本在编创方式上的亲缘关系。     

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作者认为,韵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诵功能,其原始体制产生于仪式叙述的需要。《诗经》体是祝颂,比歌、兴歌的产物;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赋原是周代乐教中的雅言诵,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与音乐脱离,成为作家文学最早的文体。本文还讨论了铭刻、书写等传播方式对于文体发展的作用,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