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与“善”：康德和孟子的比较

康德和孟子都认为低级的“欲”关系到感官的愉快、幸福、自爱,高级的“欲”才和“善”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要为持续的生命本身负责,为上帝负责,具有宗教精神。康德只关心意志的合乎法则性,至于对象是什么,康德是不关心的。康德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精神,不能开辟出一条通过人的情志内容内在超越的道路。孟子把“善”落实到血缘亲情之中,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往往把感官王国的内容混入超越的世界。     

大众文化的流行与“庸欲化”及“媚俗”

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引起了关于它的文化批评，文章力图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大众文化流行的原因，对大众文化流行现象作正确评价。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中”的文化审美意义生成

“立象以尽意”是商、周先民传情达意的基本途径,不仅语言采取立象尽意的言说方式,文字也呈现为由象形而象意的特征。古老汉字的“象意”符号印证了中国早期文化的“象-意”思想延伸路径,汉字元初符号无异于中国文化的“元象”符号。“中”的元象与“立中”政治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标志着“中”位观念的形成,“中”位观为周代“中正”政治理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周代“中正”教化的思想核心,并凝聚为孔子“中庸”思想的主干。正是在“中”的元象召唤下,在“中正”精神传统的激励下,“中和”化成中国文化阶层的精神动力,中正勇武、温柔敦厚的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宋代《书》学传统下的“明德慎罚”

宋初,《书》学历经嬗变,逐渐走出汉唐经学的影响,形成了独具宋代特色的解《书》方式和解《书》体系。明德慎罚思想是《书》学思想视域中的一个亟待解读的政治命题。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明德慎罚思想完美地诠释了《书》的资政内涵,促进了宋代《书》学体系的形成。     

一次偶然“出轨”，你能原谅吗？

婚姻，是一种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然而有时候，这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却仿佛脆薄如纸，男女双方一次“偶然”的出轨，一次“艳遇”或是“红杏出墙”，便如寒风惊过，在这张薄纸上划出几道细密的裂痕。 一件件类似的“出轨”事件，一桩桩类似的社会新闻，我们已经屡见不鲜。 我们关心的是，在这种带有“偶然”性质的“出轨”事件里，感情与性，究竟各占了几分比重；而对方仅仅只有这一次的“出轨”，你又会不会“原谅”他或者她呢？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     

唐代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与“参议表章”

传统上认为,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和＂参议表章＂是两类性质不同的职掌。＂侍奉进奏＂是将章表奏达皇帝的一个程序;而＂参议表章＂是在皇帝接受了章表之后,将其出付中书舍人进行商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决策时采择。其实唐代中书舍人＂侍奉进奏＂与＂参议表章＂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职掌,＂侍奉进奏＂即包含有＂参议表章＂的意思。     

试论赵孟Yao“以书入画”的理论

"以书入画"是赵孟提出的著名理论,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但也带来一些困惑。本文针对此问题作了一番梳理。     

不如做“书女”

骨子里，我是没有淑女情结的。整个少女时代，毫无怨言地顶着一头男孩子一样剌扎扎的短发，穿着运动装、棉质白袜和波鞋度过。活脱脱是李宇春的翻版。     

论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

研究前期书法史时,书家在书体演进中的作用容易被忽略。文章对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的研究,从锺繇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书法发展的实际情况及书家的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发现锺繇"三体书"是当时实用而流行的书体,"皆为世人所善"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系,是由实用而上升到艺术层次的,并对书体演进起了重要作用。"三体书"中的"铭石书"因处于书体演进趋于结束时期,其魅力犹如天边的晚霞夕阳,虽行将逝去仍发出绚烂耀眼的光芒,为人们赞叹、留恋。"章程书"虽处于小楷草创阶段,却因锺王并举而构成了中国书法特有的"魏晋现象"。"行狎书"是"三体书"中最短寿的书体,因特点不够明显很快被王羲之行书所取代。"三体书"只有楷书以锺王并存的形式贯穿始终。     

陶渊明“心好异书”解

考索中古时期“异书”的内涵,可以确认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所谓“心好异书”乃是“心好纬书”的隐语。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故颜延之就绝不会明言陶渊明“心好纬书”。然而,陶渊明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陶公读纬,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以及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文”与“野”——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审美心理比较

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同为宁波地区历史悠久的曲艺曲种,由于其观众、演员、剧作者的不同,体现了他们"文"与"野"的不同审美心理。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对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所诞生的自然人文环境,创作、表演、欣赏环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并结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心理,解读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生存现状。     

“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文评互证,以老庄之道为基础,构建了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世界,以此深思人的自洽及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其中,“物”与“情”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物”的书写中,蕴含着王兆胜对悠闲人生的追求和逍遥境界的渴望;在“情”的表达中,体现了王兆胜对“人间大爱”的肯定与坚持。而在由“物”及“情”的书写路径中,王兆胜的散文以平淡自然的风格、优雅闲逸的文化修养实现了“心散”的境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散文的书写维度。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食”:华夏之“礼”生成的重要场景

先秦先民们的饮食活动是华夏之"礼"的一种主要来源,"谷""肉""酒""乐"组合形成了"食礼"的最初形态。"食礼"由"物"逐步转化为"事",由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观念,"食礼"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礼乐"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祭"是"五礼"的首要内容,先民们通过祭祀活动以"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生食—玄酒—大羹正是"以嘉魂魄"的祭品组合。先民们日常生活之"食"中也处处体现着"礼"的观念,比如:"筵席"中显现尊卑,"轻财而重礼之义","节嗜欲"体现修养,"养"是"孝"与"敬"的基础内容等。"礼"不离"食"是华夏之"礼"的重要特征,先民们对"食"的烹制与调和也为中国审美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重要场景。     

秦简《曰书》中的判断词“是”

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汉语史学界纷争了几十年，而这种纷争至今还在继续。争论的原因是对传世史料的不同看法，所得结论也就大相径庭。本文将２０年前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判断词“是”的使用情况介绍出来，想必会给汉学界同仁一个信而有征的可靠结论──判断词“是”产生于先秦时期。     

“转识成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面临三大问题与挑战，即不真学、不真信、不真用。“转识成智”是解决问题，战胜挑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由路径。“转识成智”是一个内化和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阶段性，在实践中要通过研读、内化和践行三个步骤实现。研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前提，内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关键，践行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目的。     

“女书”字符中的崇鸟意识与古越人鸟图腾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女书”字符构成中蕴含的造字者的崇鸟意识和我国东南地区古越人的鸟图腾文化。作者认为,揭示这一关系,可以为考究中国“女书”文字的历史渊源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和依据。     

论苏轼的“以人论书”观——兼论“切时如需”的书学思想

苏轼的以人论书观强调人品与书品的对应性,同时又重视二者的辩证关系。他的这一书学思想是他在儒家知人论世思想的影响下并在继承欧阳修书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批评观是根植于苏轼的人格哲学思想中的,体现了他对书家修养的高度关注,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挺立士风的时代需求。苏轼的以人论书观虽然影响广泛但其也有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封建伦理教化的意味。切时如需的书学思想要求书法创作要满足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书法家除了需要具有良好的书法艺术修养之外,还需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人论书与切实如需两种书学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对今后书法的发展和书家的成长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