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享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劳动关系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体现的应该是劳动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劳动者与作为另一方主体的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马克思是第一位从质的方面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利益关系,并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利益共享理论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对利益共享也有大量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分享经济理论。西方学者对于劳资利益关系的研究更注重实证和应用性的分析,并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因素大量地集中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而劳资冲突与利益失衡直接相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明确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点。     

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及法律应对

算法时代的劳动形态多样，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技术属性增强，导致平台劳动者出现主体性危机。算法时代平台劳动的风险具有技术导向性，其中的主体利益多元化，并且平台权力通过技术权力转化而形成。技术理性消解了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平台的劳动管理与技术优势导致劳动者迫于技术权力而隶属于平台；平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以数字化的方式被衡量和计算，使其从社会人属性向数字人属性转换。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法律规制，需要重塑平台劳动中算法规制的价值立场，确立平台劳动算法规制中的法律责任，通过平台劳动中算法权力的监察机制，保障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救济。     

对平台经济三种数字竞争策略的辩证分析

平台经济主要采取三种数字竞争策略来提升竞争优势。一是通过亏损性发展策略打造“数字铁三角”提升数字生产力;二是依靠互联网打造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竞争策略建构“守门人”角色,跨界获得市场地位,并利用杠杆作用和拒斥来发展和巩固竞争优势;三是基于算法策略,使用动态定价、企业合谋形成定价层面的竞争优势。平台经济的数字竞争优势带来了负面社会效应。其中,亏损性发展策略降低了社会对平台经济不正当竞争的忍耐度,催生了社会反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氛围。依靠组织竞争策略打造的平台生态系统的跨界发展,冲击了旧经济业态,还带来了“大而不能倒”、无序扩张等问题。算法竞争策略导致了算法歧视、价格歧视,在西方还引发了政治冲击,形成了“算法陷阱”。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企业既要合理实施数字竞争策略,形成竞争优势,又要自觉应用、依赖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监管力量,及时消除数字竞争策略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总之作为新经济业态的平台经济,要形成新竞争优势、取得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平台企业、政府、社会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推进合作创新、合作共享和合作治理。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基于利益共享的非公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优化

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下,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地享有社会共同利益,非公企业中劳资利益失衡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因此,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方法是让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共同利益,即利益共享.这就需要建立三方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企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大工会力量和集体谈判功能,提升政府的调控力度.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算法性竞争业态与“商—客”关系重构——兼论平台经济对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

大数据时代下市场竞争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算法技术为生产工具的新时代中，传统市场竞争的业态正转向平台化、智能化、数字化，“商—客”关系亦在此过程中被算法技术重塑，以此对竞争法益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传统的竞争法益谱系中，存在着以经营者法益保护为主的经营者、消费者、公共法益的类型化区分，竞争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对稳定性法益的“补充保护”和对不稳定性法益的“初步保护”。而随着算法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平台不断涌现，市场竞争初步完成了从实体化到数字化的过渡，“商—客”关系在数字经济场景下的转变等趋势都直接导向了对传统竞争法益的颠覆。因而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驱动下，平台经济的蓬勃从动力机制、发展方向和规范保护结构三个方面综合实现了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     

主体规训与媒介融合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拓展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和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对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网络社会异化现象分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延续并拓展对异化的主体分析与媒介分析有利于深化对网络化时代异化新形态的理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网络社会日益分化,“网络精英”“网约劳工”“普通网民”“数字难民”四类网络主体在流量变现、平台算法、数据生产与数字鸿沟规训下呈现能动性退化、隐性控制、自主性减弱、数字区隔等异化表征。新时期媒介融合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网络化时代的交往形式、交往空间与交往体验,媒介融合在延展交往形式、拓展交往空间、丰富交往体验的同时,也对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交往原则产生破坏,致使网络社会人际交往陷入新的异化困境。     

“数字人权”视野下的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公民之间面临的信息公平失衡不仅源于主体的技术获取和运用能力不足,而且和社会信息分化、算法参差赋权以及信息监管缺位直接相关,需要我们在技术性保障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性法律保障。在此法律保障中“,数字人权”可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格与利益为依托,反映“数字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平的诉求,并针对当下法律保障之不足,提供可操作的问题化解逻辑。具体实施中“,数字人权”一方面确立了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设权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借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样态,建构和完善保障该权益实现的权利体系。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劳资两利":平衡劳资关系的首次立法实践——以《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考察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的<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是在哈尔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解决现实的劳资矛盾的背景下制定的一部劳动法规,这部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贯彻毛泽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方针,平衡劳资关系的首次立法实践.<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以"劳资两利"原则为主导思想,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合理的厘定,充分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为哈尔滨解放区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和民主政权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对其他解放区以及新中国的劳动立法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自然辩证法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自行崩溃,社会主义会自行出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通过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阶级才能创造新的历史。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需要为工会和阶级斗争增加新的“数字”维度：首先,阶级斗争和罢工应当利用数字平台作为组织手段;其次,罢工应当发生在网络上,并扰乱数字平台的价值生产,从而用数字力量威胁数字资本。劳动时间问题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争取更少的劳动时间是数字工人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平台合作社、数字公地等方式是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     

《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出了若干需要予以准确解读、重点规制和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首先,应从“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相结合、最终实现劳资共赢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并践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其次,针对有些用人单位采取某些规避法律行为（包括“准规避法律行为”）从而影响《劳动合同法》严格实施的现象,立法上应设置相应的反规避措施和方法。最后,劳动法学界应尽快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为《劳动合同法》的正确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演进

制度均衡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过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在此变迁中,劳动关系制度均衡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劳动关系行为均衡是指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均衡,均衡才能真正保证劳资利益和谐。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是劳资关系失衡,因此政府应该依据弱势劳动者的现实需要,增加与倾斜对弱势劳动者的制度供给,转变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制度变迁方式,构建政府嵌入型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以达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制度均衡。     

数字资本主义的缘起、内症及迷局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由客观“实在”所构筑的“实体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被置换成由“数字虚体”架构的“赛博空间”,由数字信息技术与资本共同孕育的数字资本主义降临于时代之野。在资本新的“代理人”数据平台的控制性、支配性话语体系之下,本应作为中立性存在的数字“虚体”,被饕餮的资本所吞噬,演绎出数字化衰退、数字霸权、数字垄断、数字劳动异化等发展迷局。立足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基点、洞察数字资本主义实质、破除数字资本主义迷局、超越数字资本主义限度,对探究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形势与数字化时代趋势的新型数字化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劳动立法的进步和完善--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有关劳动立法的比较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拉近了我国劳工界同国际劳工领域的距离.在劳动关系日趋国际化、社会对话范围不断扩大、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空前凸现的今天,关注国际劳工标准的由来和发展,比较我国劳动标准同国际劳工标准的差别和原因,趋利避害,及时应对,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与市场社会主义两种劳动产权理论比较

所谓劳动产权主要是指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享有收益的权利。马克思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劳动产权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分析,他们都承认落实劳动产权有利于解决劳资矛盾,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主张劳动者应该获得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利益分配权利,企业应该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但是,马克思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劳动产权的认识在理论依据、实现基础和实现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途径。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