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注册商标罪若干问题探究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体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制度。与WTO规则相适应是2 0 0 1年 10月 2 7日修订商标法的重要任务 ,作为法定犯的假冒注册商标罪也随之有所变化 ,其侵害的对象应包括服务商标 ;我国应该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象范围 ,将假冒注册证明商标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给予驰名商标特殊的刑法保护。     

TRIPS与中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依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则和要求,完善和调整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将服务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侵权行为,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对我国刑法第213条提出了修改建议。     

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是指在他人的商品上擅自使用自己商标的行为.该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的,应认定为犯罪.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反向假冒不能定假冒注册商标罪,实属立法之缺陷.鉴此,应完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在他人的商品上擅自使用自己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假冒注册商标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只是某种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司法机关在适用假冒注册商标罪时,不应简单地依据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数额标准搞"对号入座".当前,我国刑法应着重打击假冒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注册商标行为,以及"全方位"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对注册后未使用的商标原则上应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     

科研不端行为入罪路径探析

探寻一条科学的入罪路径是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的前提。我国刑法的入罪路径包括司法入罪化和立法入罪化。在立法时机成熟之前,应充分利用现有立法资源,先行实现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但是,科研不端行为的司法入罪化很难实现法益的全面保护,并且,某些特殊的科研不端行为无法通过司法入罪化的方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走立法入罪化的路径,通过创设新罪来规制科研不端行为,才应是最终的选择。科研不端行为的立法入罪化不宜采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而应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并以此为将来刑法典的全面修订积累经验。     

论“商标使用”

在我国,“商标使用”问题是随着人们对商标本质的反思而引起人们重视的。商标使用是商标存在和保护的实质性根据,尤其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意义更大。强调“商标使用”是我国商标理论和商标实践的进步。当前,对于商标使用,无论在判断标准的认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商标使用”的使用中的问题的解决要回到商标存在的逻辑起点,即商业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商标司法实践中对混淆标准和商标使用的创造性运用,从形式上看有违法之嫌疑,应尽快完善立法;商标使用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问题,应给司法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     

浅析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规制

商标的反向假冒应涵盖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商标的反向假冒是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框架内,应由《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规制。为适应加入WTO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情节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应予以犯罪化。在设立反向假冒商标罪之前,可通过司法解释对现行《刑法》第213条进行扩充解释,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论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传统的商标保护理论和现行商标立法,只有注册商标才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未注册商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受保护。在我国对未注册商标保护的立法需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1.确认未注册商标使用权为合法的在先权利;2.赋予未注册商标使用人有限使用和优先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3.赋予未注册商标人继续使用权;4.建立未注册商标使用管理信息系统;5.确立未注册商标权利争端司法解决的机制。     

论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兼论我国商标反向假冒立法的完善

文中探讨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和立法完善.反向假冒行为既是商标侵权行为,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目前只是单一的用<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制,但这种立法模式不能有效地打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建议: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这两部法律对商标权人的权益进行基础性保护.然后,以<刑法>为后盾,打击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犯罪行为.     

海峡两岸商标犯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商标犯罪立法各有其长短,主要表现在:大陆采用法典式的立法模式优越于台湾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方式;台湾商标法第82条规定的犯罪几乎可以为刑法典第254条的规定所包含,其必要性值得质疑;台湾没有把销售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的行为犯罪化,是立法上的缺漏;台湾刑法将擅自使用与他人的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标识以及侵犯他人服务商标的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值得大陆借鉴;台湾刑法对商标犯罪规定的带有上限要求的罚金刑比大陆所采用的无限额罚金刑合理,但这种普通罚金制易受币制改革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从完善的角度看,海峡两岸立法应采用倍比罚金制。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恶意欠薪"入罪化弥补了现行刑法的局限性,完善了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体系。"恶意欠薪"入罪后的司法效果及其司法资源是否过度消耗不应作为其立法判断的必要条件。"恶意欠薪"行为主体、犯罪数额及其免责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恶意欠薪"入罪化还存在体系性"短板",需进行制度性完善。     

论专利行政执法以罚代刑及其刑法应对

查处假冒专利犯罪活动需要经历前置性行政执法与后续性刑事司法制裁的衔接过程。实践中,专利执法机关存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问题,限制了刑事司法机制在专利权保护中的功用。从多个维度来规制专利执法以罚代刑并寻求衔接机制的建构,应以强化对以罚代刑行为追究职务犯罪的刑事责任为前提,并在假冒专利罪构成要件中引入行政前置模式。从长远来看,应通过调整我国假冒专利罪的定罪模式逐步推进入罪标准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化,以改良犯罪治理中的权力配置模式来限缩专利权保护中的行政执法权。     

商标授权确权中的混淆可能性判断研究

我国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与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是否需要以混淆可能性作为驳回申请或者无效宣告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商标授权确权问题上,虽然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混淆可能性要件,但从商标注册、商标使用与侵权救济制度的一致性、商标法精神与立法宗旨的角度考量,应当坚持混淆可能性标准。我国商标授权确权行政审查与司法实践也在遵循这一思路。在混淆可能性判断时,应当借鉴司法解释提出的混淆可能性作为参考因素,坚持个案判断。     

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本文主要阐明新刑法关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本罪的认定与处罚。并详实地探讨了犯罪构成的主体特征、主观特征、客观特征和客体特征。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论商标在先使用之保护--兼谈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订

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商标在先使用是否成立商标侵权抗辩的不同判决意见的梳理，以比较法的视角分析了以商标先用权制度解决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商标注册人利益冲突的思路。我国现行立法基本上符合商标先用权的思路，规定了对服务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和已经使用且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在先使用的保护。在《商标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借鉴经验，规定商标先用权，完善对商标在先使用的保护。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入世将日臻完善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商标犯罪立法的特点与不足对於商标犯罪，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第127条就规定有假冒商标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我国分别於1985年和1989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议》之後，国际、国内的新情况都需要对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事法律作出调整，以便适应国际、国内情况发展的需要。为此，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於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1997年…     

奸淫幼女罪的年龄标准和“明知”问题

刑事执法中关于奸淫幼女罪是否要求行为人对被害人属于“幼女”须是“明知”的问题,在我国刑法界长期争议不下。本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例案及司法判例的成熟做法,提出在我国刑法中不应以明知属于幼女作为奸淫幼女罪的主观要件－即不明知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并针对司法中个案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大致保证个案公正的不同处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