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异质性与调节效应检验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与调节机理,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强化内部控制活动执行力度和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非制造业企业,且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21年中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Python与文本挖掘方法构建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指标,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适度的数字化转型才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发现,在合理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供应链集成度来促进纺织企业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纺织企业和非国有纺织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结论引导纺织企业“因企制宜”,为纺织企业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依托数字经济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是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动力和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轮联合驱动模式,突破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困境,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研究发现,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共建共享数字体系等措施,数字经济能够加速两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推动两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赋能成为当前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结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以中国2012—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赋能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其中成熟期的影响效果最显著,成长期次之,衰退期则不显著;数字赋能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内部控制能力和运营能力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外部环境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正向调节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大数据应用对河北省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

大数据技术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河北省2007～2017年相关数据,从钢铁产品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钢铁行业效益等方面构建钢铁行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对钢铁行业绿色转型指数进行测度。同时构建大数据发展指数,对模型逐步回归,考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河北省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程度与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内在机制分析表明,钢铁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在钢铁产品设计、质量控制、运输管理、产品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助力企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